头山满看着用开水直接冲泡起的茶叶，在宛如女子肌肤般细腻的青花瓷杯子里浮浮沉沉，一缕集山川灵气的草木清香随袅袅升腾的蒸汽飘散，茶香满屋，他贪婪的吸了一口，笑道：“日本的茶道还保存汉唐古韵，中国的茶道却经过千年的演化变得越来越实际，这是不是就叫做返璞归真？”

在头山满和孙中山、黄兴老朋友之间侃大山的时候，另一边沉默的犬养想起离日赴华之前，为听取日本政府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特往访西园寺首相，询问：“政府是否绝对不许中国实行共和政治？”西园寺轻笑着否认道：“没有这回事，邻国采取何种政体与日本无关。”但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却对犬养说道：“中国实行共和政治对日本不利，所以我们反对，必要时，日本将以武力维持中国的君主政体。请您将这种方针转达南方革命党的领袖。”

说起孙中山就职后，一直心存二念，在和、战两派之间搞平衡。如果袁世凯接受他提出的条件，和议成功，那当然好；如果袁世凯不屈从他的最后通牒，南北决裂，惟有一战。侥幸战而胜之，武力推翻满清，以前向袁世凯的承诺都将作废，他将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孙中山这种矛盾心理，除了理想派的作用，也与日本政府的政策和日本顾问对他的影响有关。

武昌起义时，日本政府正值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时期。清政府陆军部通过日本驻京武官请日本供给武器弹药以讨伐革命军。西园寺首相、内田康哉外相和石本新六陆相经磋商，决定答应清政府的要求，并在10月16日由内田外相训令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让“本邦商人”供给枪炮弹药。因为英、美、法、俄、日驻汉总领事已与鄂军政府会商，承认军政府为独立团体，于南北战事，绝不干涉，此事如被民军政府获悉，日本就得因违反中立而在外交上蒙受重大的不利。但内田外相仍训令伊集院公使，叫他好好向摄政王传达：“帝国政府之所以敢于冒此巨大风险为此举动，实际上不外是出于考虑清国政府的特别好意和必须维持东亚的大局。”首相、外相、陆相磋商后决定经太平商会，三井、大仓、高田合资，向清政府出售武器，但参谋本部不顾三相的反对，准备向民军输送武器。原敬内相密令警保局长默认此事：“根据今日的形势，还完全不能判明叛徒和官军的情况如何，所以只站在外交理论一边，终究不免对我国不利。”

内田良平是日本冒险家。1901年创立了极左翼的黑龙会，卷入了1894年的东学党之乱，那场乱子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中日战争。他一贯主张对俄国开战。他支持孙逸仙1911年的革命，期间，他竭尽全力制造中国人之间的矛盾，以便使中国人更依赖日本和日本人的领导。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在10月下旬急赴朝鲜汉城的途中从航业暴发户山下龟三郎处听说，太平商会正把大量武器运往北京政府，他立即打电报给益田孝说：“革命即将成功，三井帮助清朝亦无妨，但不要忘记援助革命党。”益田孝与井上馨磋商后，便同桂一起去拜访西园寺首相。内田还打电报给在上海的宫崎寅藏，让他请孙中山、黄兴等人打电报给西园寺、井上、桂太郎等求援。

这就是之前黄兴致电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要求日方提供援助的原因。

犬养毅想到这里，将西园寺首相和内田外相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转告孙、黄。

犬养毅为了与来华的头山满等人一直在鼓动日本财界向孙中山借款、购买军火。因此，他对孙中山道：“如闻者袁有妥协之意，而阁下亦颇欲之。夫不衄一兵，而能成共和政体，贵国之福莫大于此。袁谲诈百端，心术不测，若陷其计中，大事去矣！”

犬养毅等日本浪人表面上行侠仗义，为援助孙、黄的革命来到中国，骨子里却在为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效力。日本对东北早有野心，虎视眈眈，静待时机。武昌起义后，日本支持清廷派兵南下进剿民军；袁世凯出山后急欲停战，日本又借维护君主制度为由从中破坏；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议和，眼看已成定局，日本立刻表示暗中支持孙、黄，与袁决裂；其目的无非是欲中国陷入内战，永久分裂，一手扶袁，一手助孙，乘乱夺取东北。今见孙、袁欲要妥协，和议将成，中国势必统一，日本就将失去窥占东北的机会，中国的统一可是日本最不愿看到的，所以犬养、头山二人为阻止议和而称“妥协对革命党不利”，劝说孙、黄不要与袁妥协。汉冶萍借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秘密开始了。

日本制铁工业与汉冶萍公司已有十多年的合作关系。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办汉阳铁厂，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化制铁厂，它冶炼湖北大冶的铁矿石，但因经营不善而在1896年被盛宣怀接管，成为官督商办的企业。同年，日本开办的八幡制铁所，也打算以大冶铁矿为原料，于是，在伊藤博文1889年访问北京谒见西太后时，恳请中国向日本出售铁矿石，约定供给汉阳铁厂当时缺乏的焦炭。不久，八幡制铁所与张之洞、盛宣怀协商，并于1899年4月签订协定，从1900年起五年间日本每年购入五万吨铁矿石，供给中国同量的焦炭作代价。1902年，日本兴业银行与德国的银行竞争，以今后三十年的铁矿石出售收入来偿还为条件向中方贷款300万日元。1903年春，盛宣怀与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开始谈判大冶借款；第二年1月，签订关于中国不向他国租借和割让大冶铁矿、不向第三国出售该矿矿石、而八幡制铁所不买大冶以外的矿石的协定。日俄战争后的1906年，三井物产以贷款400万日元获得汉阳铁厂的生铁包销权，大仓组以贷款200万日元取得江西萍乡煤矿的煤炭包销权。但汉阳铁厂因增添设备、借债过多和经营不善，而在1908年同萍乡煤矿和大冶铁矿合并，成立汉冶萍煤铁矿厂有限公司，由盛宣怀任督办，订立了从正金银行借款300万日元的契约。经盛宣怀的努力，1910年，汉冶萍公司允许外国资本家可以投入不超过资本总额二分之一的资本，并同外国签订了合营契约，日本的商务代表为三井物产的高本陆郎，英、美、德也有代表出席。1911年，日本又以汉冶萍公司作抵押向其贷款2400万日元，其中1800万日元为汉冶萍新铁厂的建设资金，600万日元供公司偿还欠欧美各国的债务。十几年来，日本在汉冶萍公司扶植了自己的势力，使其成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又对日本的炼钢业，即八幡制铁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原敬内相在1911年10月1日听取汉阳铁厂工程师西泽公雄的汇报后，在其日记中写道：“不管怎样，不妨把大冶地方视为我之势力范围。”这是武昌起义前十天的事情。

但，即使汉冶萍公司与日本的钢铁工业生死攸关，日本政府和财界也绝不会在中方承诺给予巨大利益之前借款给民国政府。

其实，早在1911年12月12日，陈其美、宋教仁即委托日本黑龙会干事长内田良平以“沪军都督代表”名义向三井物产借款。

自从孙中山通过的宫崎寅藏和山田纯三郎向三井物产提出借款的要求，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答应以中日合营汉冶萍为条件贷款500万日元，这个比起吃相难看的李想不知好了多少倍，孙中山立即表示接受了这个条件。

应孙中山之请，宫崎寅藏介绍三井物产会社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交涉借款事宜。藤濑说在一周内向本社发电报，而山本条太郎，三井物产的常务董事决定向南京贷款，在元旦早晨便同八幡制铁所长官中村雄次郎一起去拜访了内田外相和西园寺首相。

恰在此时，临时政府委任的赴日借款代表何天炯和罢官后流亡日本的盛宣怀取得了联系。孙中山指示何天炯向盛宣怀募款。何向盛提议，以汉冶萍公司资产作抵押向日本银行借款500万日元转借给民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