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推翻满廷，革命也就成功了。至于谁推翻的，我们又何必计较。”李书城道，“各省都督如谭延闿、程德全、庄蕴宽、汤寿潜、陆荣廷、孙道仁等，各省统兵大将如沈秉坤、王芝祥等，本系清朝大官僚和地方大绅士，在他们看来，拥戴气味相投的袁世凯，自然比拥戴那些素不相识的革命党人要好一些。当时如和议破裂，要他们听革命党人的命令对袁世凯作战，他们很可能是反戈相向的。既然有一条革命成功的捷径可走，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走哪条艰难的弯路？”

在十分危急之中，李想竟然无言以对，气得干瞪眼。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南北议和开始之后，革命党人普遍地希望通过和平谈判争取袁世凯反正和清帝退位，以便尽快地结束革命。同时，他们把争取获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作为临时政府的首要目标。这是同盟会革命目的地模糊性质，导致辛亥革命悲剧的根本原因。

黄兴对孙中山说道：“书城认为目前情况不利，要重新考虑战略，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请他再讲讲，我们研究一下。”

李书城说道：“目前湖南的谭延闿、福建的孙道仁、广西的陆荣廷、沈秉坤以及其他拥有军队的地方当权派，却又慷慨激昂地致电南京政府，表示他们坚决反对继续停战，坚决主张立即出师北伐。他们以空谈代替行动，而又把议和怯战和由此而来的对袁世凯屈服的责任全部加在南京临时政府的身上。而南京依靠变卖官办实业筹集军费，是无法持久的，再战下去前途不容乐观，现在和议尚有可为。内忧外患之下，目前只有请大总统当机立断，才可以拯救民国。”

李书城善于言辞，讲得十分动听。

胡汉民早被汪精卫策反，当即附议说：“书城兄的见解高明。”

李书城和胡汉民二人竭力鼓动黄兴一道赞成和议。

南京临时政府从成立的时候起，便面临着十分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政府所课征的许多苛捐杂税已经宣布废除；海关及部分常关、盐厘的税收被帝国主义者把持，拒绝交付临时政府；各地的田赋和其他税收也被各省军政府截留，不上缴中央。军需紧急而款项没有着落，各处要钱的电报接踵而来，南京附近的民军“嗷嗷待哺，日有哗溃之虞”，每日前往陆军部索饷者不下数十起，致使陆军总长黄兴“寝食俱废，至于吐血”。

黄兴沉思良久，方说道：“请大总统决定，我照命令办。”

孙中山见他们悲观失望、不知所措的样子，一股无明火升起，说：“通过和平谈判争取袁世凯反正和清帝退位，以便尽快地结束革命。如果三天以前按这句话办，就可以和袁世凯的代表继续谈，今天做恐怕晚了。北伐军都已经打到徐州，和北洋军也刺刀见红，还怎么谈？”

“不要紧，我们还有筹码，亡羊补牢，犹未晚也。”胡汉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汪精卫已经替袁世凯在南京总统府上上下下活动很久。他本来就是南方议和代表的参赞之一，故在沪就以伍廷芳的观渡庐、到宁就以孙中山的总统府为他的活动基地。和议停顿时，经常奔走于宁沪之间。到南京时常来参议院和同志们漫谈，总是说袁世凯在北方如何帮助革命，收拾大局非袁莫属等等。由于他的态度和蔼，手腕灵活，一般人对他都有好感，不知不觉地成了他的传声筒。

孙中山没有理他，接着说道：“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一方面对清廷表示要杀身成仁，以古圣贤之心为心……誓为清廷保全社稷；另一方面却对其亲信的前方将领指示要计出万全，不可轻易督师进攻，清廷和我们革命党人都在努力拉拢袁世凯，而袁的如意算盘是利用双方的矛盾和弱点，抬高自己身价，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听了孙中山如此一针见血的分析之后，大家仍无动于衷，只有李想说了一句：“只有北伐，才能完全铲除民国之蠹，建立共和政体。”其他人，谁也未表示愿意为“铲除民国之蠹”北伐。

胡汉民笑道：“实在是财政问题不解决，则只好拱手让权于李大帅视为‘民国之蠹’的袁世凯。”

他们纷纷议论如何寻找与袁世凯谈条件，尤以胡汉民主张最力，李书城附和胡汉民的主张。

孙中山见此情形，心里也没底了，觉得北伐也靠他们，和议也要靠他们。只好说道：“只要大家一致认为和议可以成功，我就下命令重开和议，但各革命军也不能停止北伐，直到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你们能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下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