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肇建，清室仍未退位，沙俄已策动外蒙“独立”，外蒙问题对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内政外交造成极大的困扰。孙中山他都一直十分关注外蒙所属政权问题，谁都知道，一个处置不当，定会成为千古罪人，他充分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也事关个人身后名誉，所以孙中山的态度一直都是比较坚决，因此有必要强调领土完整与民族统一。

当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作为大总统的孙中山，就提出“五族共和”，作为建国目标之一。不过孙中山自己也知道，“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词。

新生的民国风雨飘摇，孙中山更希望找到一个即不失国体，又能和平解决的办法，解决西北边疆的严重危机。可是李想的来意已经很明显了，安西革命军总司令解决西北边疆的办法，用膝盖想也知道不可能是嘴皮子而是枪杆子！

“自外蒙宣布‘独立’，全国舆论哗然，‘征蒙论’四起，‘救蒙会’，‘义和团’等纷纷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大城市成立。这是有喜有忧啊。”孙中山叹口气，先说忧，“蒙藏地区与内地过去两情不洽，遇事隔阂，今曰比以前尤甚，欲解决此问题，非先解决外交问题不可。”

宋大小姐补充说道：“先生就职大总统之后通电在北京的蒙古王公台吉喇嘛贡桑诺尔布、那彦图、博迪苏等人，陈明形势、布告政策，希望他们派代表到南京参与国是。电文指陈：政体虽更，国犹是国……汉蒙本属同种，人权原自天赋，自宜结合团体，共谋幸福……而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蒙古情形，尤为艰难……西北秩序，端赖维持。祈将区区之意，通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图大计，务坚忍以底成，勿误会而偾事……但是在京蒙古联合会的王公们致电回答很简单，就是希望先生举荐袁世凯任大总统。”

胡汉民也开口说道：“大总统说的对，欲解决蒙藏问题，非先解决外交问题不可。这几天我和大总统正在计议《对外宣言书》，这是草稿，你先看看。”

李想点点头，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他当然喜闻乐见。只是中国孱弱，没有和强盗拼死之心，强盗未必会怕你。

胡汉民说着，从茶几下面拿出一叠文稿，《对外宣言书》就放在这里，看样子也是才写好的。

李想默不作声的接过来，和黄兴凑在一起看。前面一通文言，辞藻华丽，多是废话，李想一扫而过，直到看到下面列出的八大条款，李想才仔细一看：前三条赫然写着：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革命以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

李想气愤的一把文稿丢向胡汉民，纸片雪花一样纷纷扬扬的散落满厅，咆哮道：“清政府卖国，你们也跟着卖国！”

胡汉民涨红了脸也要发飙，他也就比李想大个几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不过孙中山一把按住了他。一阵难看的沉默过后，孙中山才开口道：“现在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宣布在革命军兴起以后，清政府对外缔结之条约、所借之外债、出让之权利，民国一律否认。要想收回清政府出卖之利权，也不在争这一时啊！我国人皆知蒙亡国亡，与其不抵抗屈辱而亡，孰若抗俄而壮烈之亡，故举国一致，矢死靡他也。然欲征蒙藏，必定会与英俄起衅，南京政府这时候不忍辱负重，更加得不到列强的承认！我以第一策先行解决外交问题，乃能言战，战必期于不败，乃能言和。与此相关，是在襄外必先安内。估计半年内俄国难出五十万兵，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最大的优势，则可出五十万于外蒙、北满，半年后可加练五十万。第一年之战，胜负未可知，惟第二年我当出兵二百万，意料中当可逐俄出满蒙之野，而复我黑龙江沿海州之侵地。”

李想却对孙中山长远的这个卧薪尝胆的计划不予回答，脸色阴沉，嗫嚅一阵才道：“你们知道巴尔干吧？”

“那有什么知道不知道，这才过去多久――先生曾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在《中兴日报》发表文章，与保皇派展开论战。先生以土耳其和摩洛哥为例，阐明革命不仅不会招致列强瓜分，相反，被瓜分和被干涉的问题还可以‘由革命而解决’，先生斥责保皇党‘惧革命招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宋大小姐拧眉思索片刻首先开口，说完她忽然大为兴奋，鼓掌笑道：“中山先生这些打破旧思想，推翻旧制度，慷慨激昂的革命舆论压倒了保皇党的反革命宣传，进一步唤起海外华侨的爱国主义觉悟。南洋各地广大华侨站在中山先生一边。”

孙中山自然高兴，矜持地笑道：“当防城之役发动之后，同盟会干部分赴海防、西贡、新加坡、暹罗、槟榔屿、吉隆坡、缅甸等地筹集起义经费，当地华侨热烈响应，慷慨解囊，踊跃捐输，还想方设法购买粮械运往起义前线……”

孙中山等人想起那段岁月，还是那么的热血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