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紧张的是李想，假设宋教仁在此项上不能说服胡汉民，那刚占得的一点优势，便会尽付东流了。

宋教仁不假思索的陈辞道：“国势之盛衰强弱，全视其运用国家权力机关组织为准，而内阁则尤众机关之总汇，行政之首脑也。”

宋教仁认为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形成有效的制约，才算是理想的政体模式。内阁制在总统和总理之间的职责权限上进行了制度化的规范制约，而不是指向当总统的某个人和当总理的某个人。他坚信责任内阁制必将导致良好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

宋教仁主张内阁制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也不止是自谋总理，这和他亲身体验了日本的政治制度并深入考察了责任内阁制度的母国——英国的政治制度有直接关系。英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王权和民权的争斗之后，终于在十七世纪确立了议会制的基本框架。在这种政治框架下，议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议会，政府权威完全依靠议会的信任，因此政府对议会负责而不是直接对选民负责。这种制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议行合一，一党或数党联盟只要在议会选举中获得简单多数的胜利，它就获得了组阁的权力，获胜的政党领袖担任首相，内阁成员绝大多数来自本党，首相包括内阁成员既是内阁的组成人员又是议会成员。内阁是一个结合性的委员会——是一个进行连接的连字符，一个进行固定的皮带扣，……英国宪制有效率的秘密可以被描述为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的紧密联合和几乎完全的融合。而英国国家元首的角色比较特殊，他基本是一个政治象征。但是，这并不等于元首可有可无，事实上元首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最突出的一个功能是充当政府与议会冲突的调解者。民众对王室发自内心的尊崇也是保持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它使得中间阶层在更高阶层的影子里进行统治。所以，在议会制国家，元首也被人们赋予更多的积极意义。

在宋教仁政治理念中，无疑是溶入了这种议会至上和内阁负责的精神。

胡汉民插话道：“大总统早说过了：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

胡汉民开口全是大总统说，完全就是孙中山的一个传声筒。但是也可以看出，孙中山在这里表达了四个意思：一、内阁制中的元首是个虚位，不是政治架构真正的核心；二、如果实行总理负责的内阁制，不能适应当前新旧政权转变时期的现实要求；三、我们不应该对大家共同推举出来的值得信任的人再设置这种防范的措施；四、我个人也不会屈从别人意见，把自己当成一个神圣的摆设，从而耽误了革命的大事。因此，在孙中山看来，实行责任内阁制，于公于私他都是反对的。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一个重要的现实目的就是要限制大总统的权力。有就认为孙宋二人向来不睦，这从宋教仁在上海另辟中部同盟会总部可以看出，而现在宋教仁不愿看到孙任总统后大权独揽，遂一再坚持责任内阁制而对其进行掣肘。

宋教仁愈来愈看不起这同盟会元老，不客气地道：“请问胡君，假设袁世凯推翻清室，举为大总统，共和国交给袁世凯，你们就真的对这个人放心？”

胡汉民登时语塞，因为当时革命党高层已经商定，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就要拱手让与袁世凯，这一方针都写进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里面的。从这样的情形看，宋教仁很大程度上还是存在着防范袁世凯的意图。

宋教仁虽然一力主和，但是对袁世凯素无好感，不相信袁世凯真心赞成民主共和，而当时革命党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实行责任内阁制，并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所以，和议若成，举袁世凯为总统如果成为的事实，若实行总统制，政权则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若实行责任内阁制，政权将集中于内阁，革命党人还有机会通过议会竞选来控制内阁。

吕不韦在几下拍了拍项少龙的大腿，表示很高兴他挫了杨泉君的锋头。

马君武终是和胡汉民共乘一船，出言道：“大总统正策划整军北伐，此时谈论和议结果未免太早，袁世凯犹豫不定，也未必赞成共和，让位与袁世凯也还只是一个争议，我李大帅对让袁之议肯定是反对的，所以宋君以此作为理由未免牵强。”

马君武如此说，意思就是孙中山做大总统就不要内阁，袁世凯做总统就要内阁，却也等若间接肯定了宋教仁的说法。但是袁世凯当大总统，还是悬案一桩，没有定议。袁世凯没有表态共和心意，还在报纸喊着君主立宪，南方意见也未统一，李想等许多革命将领也都站出来反对，叫嚣着将革命进行到底。

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借此排除旧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势力，但是这密室之言，只能暗中谋划，傻子也不会当着这么多议会的旧官僚的面说出来。所以面对马君武和胡汉民等同盟会同志的咄咄逼人，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