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美终出招试探。
这个问题，这个时代还真没有几个人能分得清，说得明。因为这个问题答案只有时间可以解答，这里埋下的只是一颗历史悲剧的种子，还没开花结果之前，谁敢断言？
但是李想是谁？他是穿越客！翩翩他把历史的后果看得清清楚楚！
李想从容一笑道：“立宪派虽然转而赞同共和，就是和革命派有本质的不同。立宪派一方面加紧表现他们是共和制度的拥护者，另一方面始终不忘记他们同革命派在政治上的分歧，处处提防革命派排斥他们。立宪派觉得他们自己的力量也是薄弱的，为了不受革命派排斥，并且进一步排斥革命派来稳定自己的地位，就力求同旧势力结成反抗革命派的联盟。这就是说，尽管革命派处处拉拢立宪派，而立宪派并不同革命派团结一致，因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是分裂的。在这种情形下的南北议和，袁世凯想要代替孙中山，北京北洋政府想要代替南京临时政府，旧势力想要代替在革命中兴起的新势力，就成为毫不足怪的事情了！我前面所说的同盟会在革命理论、革命组织、革命武装、革命政权这几个革命的基本问题上缺乏准备和指导上的错误，如果你们只是以为我是危言耸听，不去正视改进，这些一定会给你们留下深刻惨痛的教训，以致追悔莫急。”
这番话连消带打，陈其美听得由衷赞许，发出一阵笑声，连叫了三声好。
黄兴一直低头看着手里摇晃的颜色鲜红的红酒思索着，许久，才低声说道：“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之时，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孙先生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党纲。当时入党的人对于排满革命的理论是深信不疑的，并且正是因为具有这种革命决心，才宣誓入党的。先一年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时，他们的党纲上只有‘恢复汉族、还我河山’两句话。同盟会会员对孙先生所提‘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还不大明白，以为是将来革命成功以后的事，现在不必推求。孙先生对宣誓入党的同志讲解‘建立民国’时，是举法国和美国为例；讲解‘平均地权’时，是举德国在青岛所订地价税和按价收买土地办法为例（笔者按：‘耕者有其田’系在辛亥革命以后提出的）。因此，同盟会会员在国内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正如李大帅所说，只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两句话，而对‘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多不提及，这也是当时形式所迫。比如，湖北共进会的誓词与同盟会的誓词相同，但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意谓满人压迫汉人，人权不平等，所以要革命。辛亥武昌起义以及全国各地响应起义所用的共同口号，也确实只是排满革命。李大帅对叁民主义新解释，我也听遁初说起过，反对列强的侵略，民权与治权的区分，节制资本等，但是响应者寥寥无几，所以你的新叁民主义无疑毫无号召力，这样的主义又要什么用？”
黄兴一边心不在焉地玩着手里的酒杯，一边目不转睛的看着李想说道：“实不相满，南北议和，南方提出的条件，只是要清帝退位，清帝退位即算是革命成功了。以后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也只要袁世凯宣誓赞成共和，就算是开始‘建立民国’了。这不止我抱着这样的看法，许多革命党人都抱着这种看法。这是潮流，大势所趋。”
“小子斗胆进言，以为和议还是不谈为好！这可是城下之盟！”这一句话儿破口而出，不但李想自己觉得突兀，在品酒的陈其美也听得吓了一跳，忙又静心细听。
“唔？”黄兴原地兜了两圈，还是说道，“你说下去！”
“袁世凯的上台，虽然暂时稳住了清王朝的阵脚，但却对清廷构成新的威胁，何尝又不是对革命的威胁。这个野心勃勃的枭雄，自再度出山起，便在筹谋夺取最高政权，而不是为这个王朝尽力效忠，也不是为了共和民主。从此刻起，清王朝尽管还未彻底倒台，但已是名存实亡。南北议和，南方提出的条件，只是要清帝退位，岂不是多此一举？”
“嗯。”
“同时，它又颁布宪法‘十九信条’，表示要削弱皇帝无限的专制权力。这一形同做作的举措也为时过晚，已经失去的民心再也无法挽回。此外，满洲皇族中的宗社党，尤其是少数少壮派亲贵，不甘于束手待毙，企图负隅顽抗，孤注一掷，只不过是螳臂挡车，同样无济于事。蓬勃发展的革命浪潮导致了清王朝的瓦解，但却未造成一场深刻的社会变动，革命未能深入下去。”
“嗯，是的！”
“立宪派通过和平或流血政变，掌握了许多独立省份的政权。另一些独立省份名义上仍由革命党人掌权，但他们也很快向右转。所有独立各省，都在压制工农运动。中国广大农村没有受到多大震荡，农民群众的自发性起义，影响有限，未能在农村地区带来深刻的变革。处于分化、瓦解之中的封建统治势力尽管极端虚弱，却没有受到摧毁性的打击，其后仍在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这场革命大风暴，缺乏一种成熟的社会力量来正确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李想侃侃而言。
黄兴听着虽然表面不动声色，但内心里是同意的：是啊，由于武昌起义后立宪派和其他政治势力乘机崛起，革命党人对起义胜利后出现的复杂局势缺少足够的估计和精神准备，独立各省内部又意见分歧，武昌集团和江浙集团在临时政府地点和大元帅选举问题上，展开激烈的争夺，使得中央政权陷入难产之中。当然，这是黎元洪在位时的事情，李想是没有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