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袁世凯在派代表南下议和的同时，便派重兵向北方已宣布独立的山西、陕西两省发动猛攻，力图把北方完全置在他的控制之下。袁世凯命毅军统领、总兵赵倜率部攻占陕西门户潼关，革命军张钫、刘镇华部退华州。次日，北洋第三镇统制曹锟、协统卢永祥又率部攻占山西的门户娘子关。这自然激起同盟会党人极大的愤慨。

就这样，同盟会在北洋军无止境的步步进逼和国内外将革命进行到底呼声铺天盖地的势头下，终于顺应了历史潮流，毅然摒弃了妥协政策，决定操起国民革命之剑，回击袁世凯的狼子野心。

陈其美曾以沪军都督的名义向南方光复各省建议组织北伐联军。接着，上海千余人在张园召开了北伐联合会成立大会。

陈其美站在临时搭建讲台上，上海的冬天寒冷中带着阴湿，冷的刺骨，但是张园的千人会场却是热烈之极。议论这即将开始的北伐，他们就有抑制不住的兴奋，不断沸腾的血液。

陈其美用力挥了好几下手，场面才安静下来。

“革命军虽然不是很强大，但不能不坚持革命党人的理想和信念，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的历史上的责任。”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尽管表面上的尊严被瘟疫，灾荒，侵略和残忍行为荡涤殆尽；尽管古老的文化被崭新的革命理论所窒息，但大多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里面，一直隐藏着一种过分的民族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遗传所致，什么东西也不能把它剔除掉。

只是简短的两句话，现场完全安静下来。

或许有人会想起《大汉报》近日发表的社评《瞻望湖北胜利》。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光复南京战役以后，三个月来各线无大战事。这战况的沉闷，在敌人方面，照例是在整理补充，以准备下一次的攻势；在我们方面，也是在观察敌人的动向，针对敌人的企图，以从事新的部署。就在这夹缝中间，传来湖北胜利的捷音。自上月20日以来，我军在湖北发动了大规模的运动战。武胜关、大悟、孝昌同时发动反攻，铁路到处被破坏，同时千家岭报捷。斩获既多，并克复了重要据点，尤以武胜关的克复为最。据报，京汉铁路已被我军彻底破坏，所有铁路桥段全部炸毁。敌军发言人曾承认我军此次出动规模之大，并承认京汉铁路破坏之巨，无奈宣布撤离占领之汉口。这个攻势，方在发动，已凌厉无前，收获佳果；而三军用命，人人奋勇，攻势正猛，战果必仍将扩大。湖北的胜利方在开始，而在全局上的意义尤其重大，试略言之。”《大陆报》的社评《学习湖北胜利的光荣模范》中是这样写的：

“我们认为湖北胜利是具有严重的政治意义的。湖北我军出击之日，正是南北议和声浪高涨，革命前途遇阻之时。我军以胜利的出击回答敌寇之火烧孝感汉口两城惨暴兽行，为被难同胞雪恨，反对求和之软弱行径。敌之继续不断地向我抛出议和之表象，主要的目标乃在使我大后方造成假和平的空气，动摇人心，沮丧士气，藉以达到政治上的进攻，打击我国民革命意志。湖北胜利粉碎了敌寇这种阴谋，坚定了全国的革命意志，而使一般动摇妥协分子无从得逞。”

李想新华社办的《人民日报》上所发的评论文章更是无所计数。

在一心盼望和议的同盟会大人物的眼里，这些文章简直就是对他们的嘲讽。

如今想起来，在座的这么多人，也有觉得面红耳赤的。

陈其美语气悲壮地宣称：“沪军政府对于组织北伐事宜，已确定始终一贯的立场和方针。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为革命战斗之责任。”

北伐决心已下，但陈其美心里丝毫没有轻松和振奋的感觉。他面对的北洋军毕竟很强大，陆军是被洋人称赞的强军，号称可与东邻日本一争长短，足以使其跻身当时的世界前列。面对这样的对手，陈其美难免发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