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没有做错！几千年来的王候将相不都是这样做吗？深夜读史，反复揣摩，以史为鉴，当今能收拾中国河山的都非满廷中枢军政大权的权臣袁世凯莫属。怎么也论不到孙大炮和黄大胆，南方看似热闹，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他向袁世凯求和，保全武昌革命火种，不能上凌烟阁，还落得一个白脸奸臣的下场！

如今武昌老百姓都把他说成，粗蛮的光头胖子，胆子怯懦躲在床底下的愚夫，革命后翻脸不认人、杀人不眨眼的变脸恶魔，“篡夺”了革命胜利果实的“坏人”。

真是天大的冤枉！他敢对天发誓，当初坐上湖北都督绝非自愿。

当初武昌因为流言仓促举义，革命党人中的有地位的领导干事一个也不在，文学社与共进会明争暗斗，也都推不出声望能力足够资格的人选，双方谁出来当头，另一方都不会心服口服。而真正武昌功首的李想还没有多少人望声誉，他聪明的不愿趟着潭混水，而别有用心的汤化龙等全国知名的立宪派大佬，趁机浑水摸鱼。所以，咨议局从早开到晚的政治会议选出了一个“第三方”，谁的嘴都不好再争辩。中国人的折衷“调和”政治，向来如此。所以，天上如此大的一块馅饼，最终竟然会砸在从来没有想到要革命的黎元洪的胖脸上，他能不张开大嘴巴一口接住？

最初时刻，他确实非常动摇，甚至数次在与袁世凯派来劝降的清军军官的电话中表示自己“被逼”的无奈。

北洋第4镇第8协协统王遇甲奉袁命给黎元洪打去电话：“你是宋卿吗？我与你都是湖北人，我们都是协统，朝廷对你我都不薄，你为何做此不义之事，将湖北闹得天翻地覆？现在汉口、汉阳都在我们手中，此地虽与武昌有一江之隔，但长江是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你现在赶快出示安民，要地方马上恢复秩序，各安生业，听候我们来处理。你如果马上做了，我们的情感，还是一样照旧。至于在朝廷方面，我们对你也说好话。你如果犹豫不决，我们大军一到，那就叫我们真的不好办了。”

黎元洪听了这诱降的电话，他本着多留退路的原则，便迫不及待地回答说：“我是一个老实人，你是知道的。这哪是我搞的事，都是他们利用我的名义瞎搞一通。所出的告示，都是他们拟定，我不仅事先不知道，写出以后我也未曾过目。我是一个完全的傀儡。今天你把这一笔帐专门算在我的头上，那真是冤枉极了。你如过江来，我可以和你谈谈。”

黎元洪的电话被都督府军令部谍报处参谋、共进会会员晏勋甫截获，并切断。晏立即来到都督府，面斥黎元洪不该通敌。黎元洪面红耳赤，呆不作声。过了一会，才勉作笑容对晏勋甫道：“算了，算了，你不必说了，请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晏答应了，也没有向他人提起此事。

随着局势的逐渐明朗，他也一步一步发生了改变，铁下一条心上“贼船”了。即使是从武昌往外逃的当口，他也并非要叛变投敌啥的，而是躲一躲看一看的心态。当时，各省独立潮起，造反的，不仅仅是他黎元洪一个人。即使武昌败了，他还可以跑到别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熟读史书的他，也更加摸清了袁世凯的心思――养寇自重。他知道，有了自己的存在，袁世凯在朝廷才能显得更加重要。

于袁世凯而言，保有了武昌，给革命军留下一块地盘，在对外显示了自己宽容态度以外，最重要是保留住和谈的对手，证明革命军力量不可小视，借此可继续挤兑清朝朝廷，以免攻破武昌后载沣等人对自己再起烹狗之念。

特别是知道英国人汉口万国商会总会长盘恩送停战条款给军政府时，一定要“面谒黎都督”，吴兆麟问可否加盖代理总司令的印章，回答乃是“定用都督之印”。袁世凯和帝国主义对他的推重和扶掖，已经明白无误地表示，“和议”是以他为谈判一方总代表，使黎元洪便更是有恃无恐，特别是洋人先后两次对他地位的认可，使他的地位变得无可动摇，他表现出一种急转直下的骄傲态度，对革命党人更是看不起。

至此，他还对先前自己英文报上登声明“无条件议和”的“失态”有点后悔了。

然而，令黎元洪美梦破碎，地位不稳的事情发生了。

辛亥年十月十二，在武汉的交战双方停战协定生效的那一天，南京却被革命军攻占了。

这样一来，革命军阵营士气高涨，被汉阳、汉口失陷所打击而沉的锐气，重新出现。

一个已经慢慢黯淡，在民众之间渐渐消失的名字，突然变得如日中天的耀眼。李想，李大帅又重新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