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1年（民国20年），世界经济危机没有如人民渴望那样，呈现减缓趋向，在全世界范围内，失业率、银行破产此起彼伏。

由于中国非常落后，再加上经过数年战乱，经济刚刚恢复，以及构筑起海关壁垒，国内经济呈现一片繁荣趋势，特别是在刚刚建立的第一批沿海沿江经济开发区，如广州、杭州、上海、南京等地，一些已经奄奄一息的欧美企业，听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国经济趋于稳定，在前5年时间，工业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竟然达到15，纷纷跑到中国上述四个沿海沿江开放城市进行投资。

在苏俄，借助于资本主义世界危机，斯大林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由于东方的崛起，再加上中国向来奉行对美国，对德国友好态度，资本主义剩余资本、机器设备没有如斯大林预期那样流入苏联，有相当大部分流入贫穷、落后，但勤奋、肯干的中国。

虽然在积极备战，但是在经济上，杨兴特别对美国、德国资本到来表示欢迎，与行政院副院长唐绍仪一起，每周都会接见1到2家美国、德国资本家，商讨合作问题，有时竟然向其降低地皮的优惠，以鼓励外国在中国建厂。

但是，在这大好局面下，世界不稳定影响因素逐渐显现，由于德国失业人数达到600万人，虽然中国聘请了数千人优秀的技术人才，购买大量的机器设备，但是杯水车薪，德国形势一片恶劣。这给特勒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他声称经济危机是“政府无能”，是政府接受《凡尔赛和约》和战争赔款及奉行“社会主义”政策的结果，是共和国和历届政府毁灭了德国的一切。

不久，经济危机就发展成为一场国家危机。由于经济萧条，国家税收下降，相反失业救济的支出却迅速增加。

1930年3月，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届政府终因入阁各党在如何平衡国库。

亏空问题上意见分歧而垮台。经济危机更使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对魏玛共和国政府极为不满，强烈要求建立一个拯救德意志民族、给社会带来安定，给人民带来幸福的新政府。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希特勒一方面为国家社会主义展开更强大的宣传，对各阶层人民不断做出符合其愿望的慷慨许诺。

一方面又通过纳粹党的宣传机器，宣称该党不是一个阶级政党，而是“大众党”，并重点向中下层的中产阶级发动讨好攻势，以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

这种宣传不能不打动处在绝望之中的德国人民，他们相信希特勒的诺言能够兑现，因而纷纷聚集在纳粹的旗帜下。

危机前，纳粹党只有108万人，但到1931年，纳粹党员达到100万人。自1930年开始，纳粹党在德国各项选举中战无不胜，越来越显示其锐不可当之势头。

德国纳粹党上台，对中国军事政治影响颇大。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在中国军界，有400多名德国顾问，在中国经济界、教育界，有更多的德国人，由于他们带来太多的新技术，由于他们在国内各大学教授哲学，经济学，以及各项技术，他们一言一行毫无疑问影响中国精英阶层。

听说在军事顾问副团长赫尔曼·克里拜尔等人影响下，再加上赫尔曼·克里拜尔为老牌纳粹分子，与希特勒一起发动过啤酒馆事变，一起因此在德国坐过监狱，在德国纳粹党中有较高的影响力。

或者是感觉在德国呆不住了，或者是为了为德国纳粹党争取强有力外援，毕竟杨兴非常推崇俾斯麦的铁与血，毕竟中国国民党在1926年在全国取得政权，而此时德国纳粹处于一片低迷之中，反正赫尔曼·克里拜尔来到中国。

在其影响下，中国已经建立一小部分纳粹组织，他们鼓吹领袖崇拜，希望中国开辟战略空间，生存空间，要求中国对希特勒进行支持，以支持希特勒夺取全国政权。虽然在中国军队，那些鼓吹领袖崇拜的就是崇拜杨兴，但这还是让人颇为警惕，在杨兴计划中，是通过强军，在加上国内实现经济快速发展，逐步建立起民主制度，从而将中国带进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