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毫无疑问是朱庆澜，浙江人，自幼父母双亡。17岁，为治理黄河河工。后随友赴东北，投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部下，深受赏识，历任三营统领，凤凰、安东知县，东三省营务处会办，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任陆军步队第二标标统。同年入陆军将校研究所，充督练公所参议。

后随赵尔丰进入四川，历任任四川巡警道，第三十三混成协协统，旋升陆军第十七镇统制，特给陆军副都统衔与同盟会员程潜等编练新军，成为西南主要军事力量。辛亥武昌起义，响应革命，宣布四川独立，被推为四川大汉军政府副都督。后因牵涉进赵尔丰阴谋叛乱及川籍军人反对，不得已离川。

其后就任黑龙江将军，广东省省长，在明国11年（1922年）被张作霖聘为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将铁路沿线俄人所占100多万亩土地全部收回。

朱庆澜与果名档颇有渊源，在第二次护法战争时期，时任广东省长的朱庆澜电邀孙文到广东护法，并将省长卫队20多个营交给孙文。

考虑到朱庆澜曾经与川军大都督尹昌衡等人发生过节，而杨兴毫无疑问是尹昌衡的亲信，因此，杨兴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朱庆澜，希望揭过这个伤疤。

王永江，东北金州人，民国六年（1917年）5月，张作霖委任王永江为奉天省财政厅长，第二年4月又让王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当时，张作霖初领东北，金融紊乱，财政收入，每年仅1千余万元，开支靠外债补充。

他从实行官吏考试制度，裁汰贪污不法官吏入手，对勤谨奉公人员不避亲疏一律提拔。建立村区公所，实行保甲制度，使基层机构日趋完善。从整顿税收入手，厘定税捐项目，调整税务人员，定出定额和赏罚章程。进行清丈土地，按照各税捐局辖区的耕地面积、生产状况定出实征税额。还大力兴学育才，振兴职业教育；为了发展经济，他提倡创办实业，奖励开矿，鼓励农副业生产，创立奉天纺纱厂，发展交通等一系列措施，使奉省大治。

短短数年，奉省财政收入情况好转，不但还清了4千余万元外债，库存奉票达8千余万元。由于王永江极尽聚敛之能事，被称为理财能手，张作霖十分器重，于1922年五月被提升王永江为奉天代省长。

但是王永江主张建设东北政策，反对张作霖、杨宇霆等人奉行的积极出关，争夺中央领导权的政策。

对张作霖、杨宇霆等人奉行的积极进关政策，王永江坚决反对，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时候，他奉劝张作霖。

由于政见不同，隔阂日深，矛盾也愈演愈烈。对张作霖也有微词。他说：“脑筋最简单，又最杂乱，故易上当，而不承认。”对杨宇霆也直言其事：“统观两签，不过统一美名，而紊乱奉省金融而已。以为如此与吉江两省之金融有济，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有害于奉，亦终无利于吉江。为此说者，不知欺人乎，抑自欺乎？于利害之根本，尚不明白，而自诩为眼光远大，吾恐瞽者亦将笑人也。”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大胜，王永江劝张作霖战事结束以后，我们什么也不要，切不可留恋北京，因为北京是一根无肉的骨头，谁夺到手也无肉可食。不如开发东北，大有可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获胜，张作霖忘乎所以，不但不退兵，而且乘胜穷追，战端展开，知进而不知退。

通过军情局这几个月对东北军政情报收集，张作霖积极扩军备武的做法，已经引起王永江为代表的奉系文官体制的不满，因此，以王永江为首的文官体制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但是，蓝天蔚考虑到中国文人讲究知遇之恩，王永江虽然对张作霖颇为失望，但是要其背叛张作霖，则是万万不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渗透到东北文官系统中，到最关键时刻以国家大义来威逼王永江。

另外，一个关键人物是郭松龄，这是杨兴临时加上去的。主要考虑到历史上郭松龄反奉，考虑道郭松龄曾经在川省，广东参加革命，因此杨兴临时加上郭松龄，希望到时候发挥作用。

第三个关键人物是姜登选，由于在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师生关系，所以建议在关键时候，务必保全姜登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