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北洋政府愿意提供1百万大洋作为军饷，唐继尧大喜过望，当即表示同意。

在民国时期，鸦片一直是云南最大的财政收入，即使在现在，云南香烟也是其一项重要财政收入。

由于杨兴控制川省，以及贵州遵义，造成云南鸦片输往华中通道被截断，期间杨兴施行禁烟，不但限制云南鸦片在四川销售，而且还对过境鸦片鸦片收取35的税收。

在受到杨兴政策影响下，更加贫穷的贵州则也设定了几个关口，对从云南运输过来的鸦片征收高额税收，虽然税收比四川低多了，仅仅20，但是由于贵州三路崎岖，路非常难走，更为重要的，在贵州土匪较多，如此之下，很多鸦片贩不太愿意走贵州这条路。

在这种情况下，鸦片贩子纷纷压低在云南鸦片价格，而过去唐继尧成立的鸦片公司，销售收入锐减，在这种情况下，唐继尧则准备侵占贵州，打通鸦片销售通道。以缓解经济压力，以提高自己威信。

在这种情况下，唐继尧当即留下参谋长庾恩旸商议出兵事宜。

对贵州，唐继尧还是蛮有信心的，自己曾经担任过贵州督军，黔军很多是滇军的老底子，那绝对可以上下其手。

话说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胡瑛为总指挥，谷正伦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从铜仁进入贵阳，以便推倒刘显世的统治。

1919年（民国八年）9月下旬，黔军旅长谷正伦派警卫营营长孙剑锋率黔军警卫营到贵阳实施计划。

10月10日，何应钦坐镇警察厅指挥，孙剑锋和副营长林子贤具体执行。黔军首先将刘显世调进省城的游击军3千多人缴械，并杀掉了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等人逃离贵阳。

在这种情况下，贵州督军发电向北洋段祺瑞、四川杨兴，云南唐继尧、广西陆荣廷告急，希望大家协调解决贵州新派、旧派争议。

得到电报的段祺瑞、陆荣廷、唐继尧等人当日发布通电，指责卢焘、何应钦等人犯上作反，其罪不赎，并下令军队做好进入贵州的军事准备。

而在事前，杨兴已经得到王铭章警讯，得到王文华的亲笔信，发了一个无关痛痒的电文后，告诉刘显世，若是难弗黔省同志愿望，可以立即前往成都、重庆避祸，将全力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

由于川军在遵义有一个旅的驻军，再加上卢焘、何应钦等人武力相逼，10月13日，刘显世在走投无路的状况下，被迫通电，解除贵州督军、省长职务，流亡到云南。

卢焘、谷正伦于事变后到达贵阳，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发布安民告示。

事变结束，统治贵州七年的兴义系军阀旧派集团瓦解，新派执掌贵州大权。因这一年是民国8年，故称“民八事变”。（历史上事变发生在民国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