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梁启超的中国进步党如三国故事，据割一方。

若是蔡锷不早死，在护国战争后，蔡锷作为四川督军，梁启超另三个门徒戴勘则为贵州省长，任可澄为云南省长，再加上蒋百里在军界的声威。

如此以蔡锷在滇黔两省军界的崇高威望，川人本为湖广人士迁入，相对后来者罗佩金、戴勘更为仁慈，更为尊重川人意志，如此经营数年，西南西北地区必然成为中国进步党势力范围。（这也是写作本书的目的，若是蔡锷不死，主人公的成就，蔡锷必然也可能亦）。

如此，有西南西北的稳固后方（云贵甘肃青海接受四川协饷），外加中国进步党主要领袖梁启超、孙洪伊、汤化龙等人，在政治上，进可入主中枢，退可据割一方。

这也是为什么在护国战争后，袁世凯一度任命蔡锷为陆军部长、梁启超为财务部长、戴勘为内务部长的原因。

即使政治上较量北洋军不服，以蔡锷、蒋百里杰出的军事才能，以西南三省，西北甘肃（甘肃、新疆每年从四川获得大量协饷）之地，对抗分裂的直系、皖系，对抗没有地盘的孙记国民党，怎么没有机会？

要知道，土匪头子张作霖就曾经入主北京，就曾经占领大半个中国。

以梁启超、孙洪伊、汤化龙的政治才能，以蔡锷、蒋百里的军事才能，入主中原，统一全国，有多大问题？

但是遗憾的是天不假年，护国战争刚刚结束，蔡锷喉疾发作，到日本就医后，竟然英年早逝。

在那以后，唐继尧与蔡锷之间矛盾，唐继尧、戴勘与川军将领的矛盾，随着戴勘被杀，中国进步党这个除了北洋军阀、除了中国国民党，最可能统一全国的政党，转眼就成为过眼云烟。

再看唐继尧的国家主义吧。一九二七年初，北伐节节胜利，革命潮流高涨。唐继尧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但他垂死挣扎，想抓住曾琦、李璜等的国家主义破烂货，挽救他的危亡。他利用惠大我等，出版报纸宣传国家主义。又在各个学校、各界人民中搜罗可利用的工具，由其子唐小蓂在唐家花园召集了一个二十多人参加的会议，宣传国家主义。这些“国家主义者”，就是唐继尧及其儿子唐小蓂豢养的走狗。

孙传芳的三爱主义，则是在1927年9月20日，孙大声说：“诸位，本帅此次出征，抱定三爱主义，孙文是三民主义我孙传芳是三爱主义！有人称没主义的人要失败，我也是有主义的，我们是不会失败的！”　　孙充满信心的说：“三爱主义，曰爱国爱民爱敌，爱国爱民，为人人应尽的天职，爱敌如友，亦古之兵法家言。本帅誓本此宗旨，为此次作战主义。大局定后，我也要建立一个新政党，以三爱主义为我党之党纲。不日将有宣言发表，愿与国人共商榷。”

而在这之后，就是胡子军阀张作霖也建立了一个四民主义。就是民族民主民生，外加一个民德。张作霖这个民德，就是恢复旧时代的美德。

而这时杨兴经过多日思考，与张澜、蒲殿俊、赵熙、骆成襄、尹昌龄、宋育仁、张森楷、王纶、熊克武、杨芳毓、杨庶堪、伍非百、邓孝可、黄大暹、徐堪、刘存厚、张斯可、乔毅夫等人商议，目前国家局势已经危在旦夕，若再由双方这样闹下去，军阀纷争不断，如此恐无宁日。

杨兴认为，在辛亥革命之后，同盟会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其党员多为留洋学生，最让人不安的是留学日本，按照杨兴的意见，在未来数十年，日本是中国的敌人，很容易被日本人利用，从而破坏中国民主、和平与经济建设。

目前中华进步党的地位，在蔡锷病死，戴戡被杀后，梁启超控制的中华进步党如昨日黄花，与南方党人、北洋军阀实现三足鼎立之势的愿望落空，目前逐步走向空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