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丰见华歆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华歆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郡县的人哭好些！”

吕布觉得田丰、华歆的对话很耳熟，仔细一想，竟然类如宋朝范仲淹跟富弼的对话。

吕布突然发现，自己最近趁着四边平静的机会，推出的各项改革措施，竟然跟当年范仲淹搞过的很像。

吕布回顾一下当年范仲淹改革的各项措施，因为那次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更在于宋仁宗的短视与退缩，宋仁宗如此，他儿子宋神宗也如此断送王安石的变法改革。

其实宋仁宗、宋神宗那样的人物，在很多时代都屡见不鲜，口口声声地说要改革、要改革，实际上是稍微有点阻力，就放弃了那些绝对利国利民的好措施。

明朝张居正的改革绝对是对的，可惜又被短视愚蠢的万历皇帝给推翻了。

戊戌变法也是对的，又被慈禧太后推翻了。

此后的若干改革，特别是涉及到官僚权力约束监督的体制改革，都是嘴边泡影。

吕布若是任由官僚权力像怪兽一样无限膨胀，然后伤害民众，然后葬送一个国家，他活着又有什么意思，所以他要坚定不移地推行各项改革，特别是体制改革。

改革的阻力都来自既得利益集团，这一点，东汉如此，北宋如此，某个朝代亦如此。

吕布就以范仲淹的改革失败引以为鉴，更加坚定了自己改革的勇气和信心。

北宋庆历三年九月，宋仁宗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冗官、冗兵、冗费”的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二十八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

其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这一点，某个朝代貌似做到了，但很多政绩是带血、带灰尘的，吕布在这东汉末年要求各地官吏的政绩必须要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可，而不只是上级的认可，这一点，可能要付诸于后来的议会制度来帮忙把关。

其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北宋时期，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这一点，东汉末年最为严重，若不是吕布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可能东汉官场真的就只是世家子弟的天下，而放在某个朝代，亦是如此，从上面到下面，真正实权部门头脑几乎都是官二代，贫二代只有为他们垫脚的份了。这一点，在某个朝代几乎改革不动了，但在东汉末年，吕布不认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