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以上的分析，科尔贝尔在艾哈迈德面前充分发挥了他在外交方面的过人天分，使对方相信东欧诸国有意尽快结束目前的战局，并且结束这场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有好处。而艾哈迈德似乎也一直在等待这一顺水推舟时机的来临。于是双方在颇为和谐的气氛下达成了一致的共识。

然而对于科尔贝尔来说整桩任务最为凶险的阶段却是从这一刻才刚刚开始。就在他满心喜悦地赶回波兰报告会晤结果之时，一张以其性命为目标的阻击大网正在东欧的平原上悄然展开。若非科尔贝尔身边有皇家侍卫保护，以及有人暗中通风报信，恐怕此刻他的尸骨早已躺在了某处的不知名的树林里。

神秘的暗杀者，神秘的告密者。科尔贝尔这些日子以来不止一次考虑过两者的身份。当然这两者也可能有共通之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暗杀者之中有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影子。这些瑞典人在谋略上的表现明显要逊色于其在战场上的天分。而对于对方的动机科尔贝尔猜想多半还是为了军火生意。事实上瑞典人这些年欧洲做的那些个买卖早已是众所周知的秘密。作为一个重商主义的信徒科尔贝尔也完全能理解瑞典人想要延长战争的意愿。让他真正感到困惑的其实是中国人的态度。就以军火贸易一事来说，任谁都不会相信中国人与那一系的列暗杀没有半点关系。可科尔贝尔又隐约觉得给自己通风报信的神秘人同中国人那边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这个些东方人真是令人琢磨不透啊。科尔贝尔在心中忍不住如此感叹道。其实不仅是他许多同中华帝国打过交道的欧洲外交官都有着相似的感受。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含蓄的性格以及彬彬有礼的态度让人难以琢磨其意图。而科尔贝尔则认为无论中国人的意图如何，这些小眼睛东方人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控制欧洲。相比奥斯曼人执着于军事、宗教上的统治，中国人的对欧洲的入侵显得更为隐蔽也更为的广泛。经济、文化、军事，在而今的欧洲事务中几乎每一次都能看到中华帝国的影子在背后若隐若现。科尔贝尔甚至还曾在路易十四的面前毫不忌讳地称中华大使罗威为撒旦的使者。因为按照欧洲人的传统观念，战争、动乱、瘟疫都是撒旦的使者在人间作祟的缘故。毕竟只要是有那个年轻东方人出现的地方也总是闪动着战乱与阴谋的影子。

想到这里科尔贝尔脑中立刻浮现出罗威那张永远挂着微笑的年轻脸庞。以及莫日利的日本工匠对中华帝国的“独特评价”。那是一个以权谋、计策为荣的国度。擅使谋略的人在中国深受人们的尊敬与崇拜。“不战屈人”又是谋略之中的最高境界。科尔贝尔完全相信现在罗威在欧洲的一举一动都是围绕着这一原则进行的。

换上了舒适的居家便服，科尔贝尔迈着轻松的步伐走下了楼。此时早已等候在餐桌前的管家见状立即必恭必敬地行了个礼迎接主人的就坐。当看见满桌子丰盛菜肴后科尔贝尔立刻就将先前的种种杂念抛到了脑后。对于他来说眼前最重要的事还是先美美地吃上一顿，然后回书房就此次的波兰之行写一份详尽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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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华朝在海外的一系列活动充满了阴谋家气息的话，那此刻其本土的政治氛围却可以用来开明、务实来形容。中华朝的开明虽不能与后世言论自由的时代相提并论。但在这个尚未启蒙的时代，在欧洲君主还在搅尽脑汁地想要关闭那些“下流”的戏院剧场以防止“诽谤”政府的言论在民间传播之时，中华朝能允许民间私人办报也算是难得之极。

说其务实，是因为中华朝在建立之初就本着商人“物尽其用”的原则设立了一套比之前几个朝代都要简练的行政体系。其中光是言官与诸多礼仪性官职的删减，就极大地精简了天朝臃肿的官僚系统。事实上对于中华朝来说这些具有“天朝特色”官职原本就是可有可无的过时品。正如曾经被统治者视为监视百官的耳目的“言官”而今已经为议会与报纸所取代。而中华朝亦不再需要通过天朝烦琐而又慷慨的礼数来使外夷归化。

行政、司法、外交结构的巨大变动所带来的自然是“政治游戏规则”的变更。对于信奉中庸之道的中国官僚来说，在尚未完全吃透新规则的情况下，没有人会愿意轻易地尝试政治投机。不过这也是仅就行政系统而言。须知政客本就是这世界上最善于钻营的人物。当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他们就会在第一时间在别处挖出一扇窗来。当意识到凭借传统的党争手段已难以在新制度下讨得便宜，那些帝国朝野间的风云人物们很快就将阵地转移到了相比朝堂而言更为宽松的国会之上，并再一次地如鱼得水起来。

当然政治投机活动阵地的转移，并不意味着衙门里的“官老爷们”肯就此安安分分地做一枚帝国行政机器上的“螺丝钉”。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华官员普遍都对政治活动有着强烈的宿求。他们需要轰轰烈烈的表演舞台，需要引起天下人的注意，需要得到皇帝的赏识。特别是在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看来默默无闻地一直工作到退休的生活根本与流放没什么差别。而这种情绪在不少年轻官吏的身上更是带着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只不过朝廷给他们施展“才华”的机会实在是少之又少。

就这一点来说，姚启圣无疑是弘武十五年最令人羡慕的青年官吏。由于其被首相黄宗羲推荐并任命为观察使专职负责监督《股例》在京畿、江南等地试行状况。因此在许多人眼里这位弘武五年的状元郎俨然已经成了手捧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而对相关地区的地方官员来说，这位从京师来的姚大人与其说是朝廷威严的象征，不如说是令人垂涎的机遇的代名词。

话说姚启圣来到松江府时已是早春二月的时节了。在此之前他在京师刚刚度过了出仕十年来最为繁忙的一个新年。去年岁末《股例》的颁布给整个京畿的金融市场带来了一场不小的震动。惊慌失措之下不少毫无底气的股票纷纷落马。卷款潜逃之类的闹剧自然也是时有发生。这期间司法院与京师警务府固然是忙得不可开交。作为观察使的姚启圣亦得紧随左右认真调查。不过虽然没能陪家人过个团圆的新年，但姚启圣的辛勤努力还是为其在官场上博得了不菲的清名。此外在京师办理的一系列案件也算是他为自己南下地方进行的热身活动。

率领松江府官员为姚启圣接风的乃是松江知府应廷吉。曾经出任上海知县的应廷吉无论是在品级上，还是在资历上都高于姚启圣。不过就算是如此，这位应知府在这位比自己小上十岁的钦差面前还是表现得极为地恭敬。却见他一见姚启圣从马车上下来，便立即上前深深地做了个揖道：“松江知府应廷吉见过姚大人。”

给应廷吉大庭广众地这么一拜姚启圣心中顿觉有些尴尬，毕竟论品级自己不能同堂堂的松江知府相提并论。姚启圣虽然年纪不大，可也算是在官场混了十年的人。于是他跟着也摆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拱手回礼道：“应大人，何需行此大礼。真是折煞下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