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换在先前，估计女皇话还没有问完，底下的大臣们就会忙不迭地回答是“贪官污吏造的孽”。不过给孙露刚才那么说了一通后，显然“贪官污吏”不再是标准答案了。那女皇心中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正当众臣苦思冥想之时，却听一直没敢发言的侯方域一个跨步上前恭敬的回答道：“回陛下，小臣以为‘贪官污吏’仅是‘表’，公社流弊才是‘里’。”

“侯大人何以会有此想法？”孙露不动声色的反问道。周围其他臣子的目光也会聚在了他的身上。

“回陛下，小臣当初在与那刘富春交谈之时，发现他虽对当地的官吏恨之入骨。但在提起公社时则显得更为无奈、无助。当时小臣就隐约觉得刘富春对公社制度之恨远甚于当地官吏。而今得陛下提点，小臣就更肯定那时的感觉了。”侯方域一边说着，一边偷偷观察着女皇的反应。当发现孙露的脸上有了一丝欣慰的笑意时，侯方域心中一阵窃喜。紧接着便更为自信的侃侃而谈道：“其实仔细想来，刘富春一案其本源正是河南诸县实行的公社制。若刘富春所在的村子只是普通的村庄根本就不会有官府派人追征粮食一事。更不会有整个村庄的土地被抵押而村民全无知晓的事发生。地主在抵押私家的土地时都需要事先知会一声底下的佃农。若是地主事先不行通知便将土地转让，佃农亦可以根据事先签定的契约去官府告他。可这农村公社的土地乃是归官府所有，村民手中既没地契也没有相关的租赁契约。这才使得当地的官吏敢如此有持无恐。”

“恩，侯大人说的好。这正是让朕纳闷的地方。朕从前在设立农村公社时，早已有明文规定，农民可通过分期交纳的方式购下公社的土地。官府不得向公社土地另收租金、押金之类杂费。怎么河南等地的公社农民手中非但没有地契，就连相关的租约也没有？官府还要年年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向他们征收粮食？”孙露把脸一寒侧头向众臣责问道。

给女皇这么一问，底下的农林尚书沈廷扬慌忙出列解释道：“回陛下，其实杞县衙门乃至整个河南府县衙门所征收的不是杂费，而是朝廷统一下达的购粮指标。前朝设立农村公社时，便已明文规定公社粮食只能由村公社统一收购后代为转卖。收购价格也由国家统一制定。因此，河南各级衙门才会年年派人去收购粮食啊。”

“朕那时那样规定是为了保证战时军粮的供给。而今战争早已结束多年，怎么还让公社代收百姓的粮食？内阁难道就不知变通吗？若是这样的话，那湖南、湖北、两淮等地不是也有同样的流弊！如此弊病想来你们应该比朕了解的清楚，竟然没有一个人向朕提起过此事！若是没有那刘富春来告御状，你们就打算这么一直瞒下去了吗！”孙露怒气冲冲地呵斥道。一直以来她都以为自己处理好了农村问题。就算是看到了周、符二人的报告以及有关刘富春一案的折子，她还是认为这是某些地方府县胡乱诠释朝廷有关政策造成的弊病。可现在给沈廷扬这么一解释，孙露这才发现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竟是一条早该过期的政策。更令她震惊的是内阁的不少大臣明明知道这个问题却一直都在隐瞒自己。

一边是孙露觉得内阁辜负了她的信任。另一边内阁却又有自己一番吐不完的苦水。于是面对盛怒之下的皇帝，身为首相的陈邦彦毅然迈步上前拱手道：“陛下息怒。臣等并不是故意想向陛下隐瞒什么。只是这河南的情况较之其他省份要特殊的多。还请陛下能先听听沈大人的解释，再做定夺。”

听陈邦彦这么一说，孙露暂时压制住了心中的怒火。不管怎样，她对这位自广东时就是自己左膀右臂的“陈夫子”还是十分信任的。既然自己的首相都这么说了，姑且就听沈廷扬解释一下吧。于是孙露便唬着脸点头道：“沈尚书你说吧。”

“是，陛下。”沈廷扬跟着硬着头皮进一步解释道：“其实依照陛下您当年的规定，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农村公社的村民不少都已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下了公社的土地，并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地契。就算是没能力购置土地的被同村的村民并购，成为了佃农。所以这几年这些省份的农村公社早已陆陆续续变成了普通村寨。比起这些省份来河南的条件显然要恶劣得多。由于地处当年中原战场的中心，不少公社在成立后仍会受到战火的波及。隆武二年黄河又因鞑子炸堤而洪水泛滥。河南诸府受灾最为严重，虽然朝廷为此又多免了河南的几年赋税，但其底子已薄。因此这些年能自行购置下公社土地的河南农民寥寥无几。但陛下您之前又有过规定说，公社土地只能由公社成员自行认购，外界团体个人不得购买。由此河南诸公社的百姓便成了如今既非自耕农又非佃农的尴尬身份。”

“尔等既知河南百姓生活艰苦，又为何要一再向河南的公社征收粮食呢？”孙露紧皱着眉头问道。此时的她在心中也承认对于河南之事自己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内阁在既知的情况下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甚至来向自己报告，这是让孙露难以原谅的失职。

“回禀陛下，从公社收购粮食历来都是国家储粮的重要来源。不少公社就算成为了普通乡村依旧是朝廷征粮的重要渠道。朝廷征粮可不能离开他们啊。”沈廷扬说到这儿，忍不住将心中的满腹委屈一股脑儿地都抖落了出来道：“陛下，这历朝历代农民耕地缴纳皇粮就是天经地义之事。而今朝廷将一部分的土地税折合成了银两，更免除了百姓们的不少赋役。这本事一件减轻百姓负担的好事。可是银子终究是银子，它再多也不能当饭吃。正所谓民以食为天，朝廷若没有足够的储备粮，如何应对突发的灾情呢？当然，陛下您或许会说，没粮食可以向商贾去买，从海外进口。可是咱中华朝乃是一个泱泱大国，如此众多的人口岂是海外弹丸小国的一点儿粮食能够养活的。此外，若是朝廷的储备粮完全依靠从商贾手中收购，难保不会有居心叵测之徒借此哄抬粮价。到时候朝廷又怎能拿什么来调节市场的粮价呢？”

沈廷扬的一席语重心长的话语不仅赢得了周围众臣的一阵附和，就连原本气势汹汹的孙露不由也陷入了沉思。却听此时的陈邦彦又跟着适时的进言道：“陛下，臣等知道您体恤百姓。不忍看百姓为赋役所累。但朝廷不能没有固定的征粮渠道。当年崇祯朝之所以会天下大乱，与其没有足够的粮食应对灾荒和战乱有很大的关系。而陛下您当年在广东之时粮草充裕兵强马壮这才能力挽狂澜。这期间各大商会的鼎立支持固然是功不可末。但这一来是出自于陛下您的威信使然，二来则是因为北方鞑靼的侵袭让中原百姓万众一心。而今天下已定，百姓安居乐业，商会自然也就‘利’字为先了。因此正如沈尚书所言，朝廷窃不可将征粮重点完全摆在商会身上啊。”

陈邦彦虽只说了一半，但孙露已然明白了他想说的另一半。确实，当年她之所以能取得充足的粮草供应，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她那香江商会会长的身份。一个人身兼国家元首、军队总指挥、以及商业大亨三重身份这在历朝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情况。这种情况固然能让孙露更为自由的支配来自各个势力的资源。同样也给中华朝埋下了不小的隐患。日后一旦孙露或她的继任者不能再完全控制商会，势必会影响国家的赋税乃至运作。到时候极可能出现两种孙露不愿意看见的情况，一是垄断巨头挟赋税控制国家，二是国家以强权掠夺这些国内新兴资产阶级的财富。无论是哪儿一种对国家来说都不是什么好兆头。正因为如此陈邦彦等人才会一再地想构架一个更为稳定的赋税系统以摆脱商会的对其的影响。

不过显然陈邦彦等人的这些尝试显然并不成功。而此时的孙露亦冷静了许多。她不也再急于想追究谁的责任问题。于是在沉默了半晌之后，孙露宣布了自己的决定道：“沈督御史、汤督御史。”

“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