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人，在下只是就事论事罢了。威尼斯官职世袭固然荒谬。但不可否认，这里的大议事会确实公证。诸位，不少都见过过国内议员的选举。两者对照下来，何人公证严明，何人乌烟瘴气。不用在下点明各位心里都清楚。”顾炎武这次说的是中文。不仅让在场的众人语塞，就连随同的翻译官都保持了缄默。

确实在场使节中有不少人也曾像顾炎武一样参加过地方议会和国会。而在将威尼斯的大选同中国地方议会选举相比较之后，众人其实都感到了自惭形秽。特别是顾炎武，早在国内时他便对地方议会中财阀把权的情况厌恶不已。他倒并不是反对朝廷设立议会。相反，他一直认为议会的建立对国家社稷来说是件好事。但他绝对反对让贩夫商贾也加入议会。因为议会在他心目中是有识之士清议朝政的地方。议员需要拥有君子一般高尚的品行。而不是让那些个惟利是图的小人玷污清议。可中华帝国的议会制度恰恰起源于商会，如此一来让商贾加入议会在中国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一点一直让以清流自居的他耿耿于怀。此外，出于对弘武女皇本人的偏见，他更是认为中华朝的议会正在日渐堕落。

直到亲身经历了威尼斯大选后，顾炎武才发现这才是自己一直在追寻的议会。在威尼斯就算那些商贾就算拥有再多的钱财和权势，都没有资格参加议会。光是这一条设定就已经说到了他的心坎里。至于由德高望重者组成的元老院和由贵族绅士组成的大议事会，更是同他心目中的“完美议会”不谋而合。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大概就是威尼斯大议事会成员以及官员都仅限于贵族豪门。可这一点并不影响顾炎武对大议事会的评价。至少威尼斯的贵族人口众多，又多是才俊之辈。在他眼中完全可以同国内的士人阶层划等号。顾炎武不禁开始想象，如果中原也能有这么一个完全由士子组成的大议事会，那离圣人笔下的三代世界也就不远了。

顾炎武如此坦白的说辞，在众人耳中无疑就是大逆不道的表白。若是在本土话，早就有人呵斥他了。但眼前是在国外，又有众多红夷在场。可不能为一时之气，影响天朝的威仪。于是，吴钟峦等人当即就把脸冷了下来，不再理会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生。

眼见现场气氛就此尴尬了下来。身为“影子主使”的杨绍清不禁在心中苦笑了一下。这样情形在使团中已经不止一次出现过了。顾炎武的经历让他对孙露有着异乎寻常的厌恶敢。或许是他在厌恶弘武女皇的同时，连带着其他皇帝也一并厌恶了。顾炎武对欧洲的共和制度有着浓厚的兴趣。经常这么“胳膊轴往外拐。”对此，杨绍清倒并不感冒。他不像其他使团成员那般反感民选总督。孙露对后世的描述，让他比其他人更有耐心去观察这看似与天朝体系截然不同的制度。于是，他便打圆场似的，好奇问道：“听说威尼斯选举总督的步骤比现在还要复杂是吗？”

“不错。首先要在议事会中通过抽签产生30个人，再在此30个人内抽签淘汰为9人，由这9人来选举40。再用抽签的方式淘汰为12人，这12人又选举出25人，以此类推直到最后的选举人选择41个提名者，这些提名者再把他们的选择提交给大议事会，由此产生总督候选人。”博雷利教授眼见杨绍清对大选依旧兴趣浓厚，便不厌其烦的解释道。

可在一旁的中国使节听来，却觉得博雷利简直连舌头都快绕起来了。就连一直对威尼斯选举制度赞不绝口的顾炎武，此刻也不由皱起了眉头问道：“这么复杂！又是投票，又是抽签的，搞了那么大个圈子，先前那些代表投的票不都白投了嘛。”

“当然要复杂才行。威尼斯人设计这个程序就是为了防止总督选举作弊用的。”博雷利教授得意的说道。

“可就算是想要防止舞弊，也不必用抓阄这样的方法啊。用抓阄来选举总督，这未免也太儿戏了一些吧。”顾炎武连连摇头道。

“顾先生，在真正的民主制中，公职不仅不是什么有利可图的事，它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没有人能理所当然地将它强加给此一人而放过彼一人。只有法律才能把公职强加给某一个抽签选出的个人，在这种情形下，人人都面对平等的条件，选举不依赖任何人的意志，法律也就没有被赋予特殊的应用而破坏其普遍性。”博雷利教授脸色一正道。

公职不仅不是什么有利可图的事，反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博雷利教授的一席话语让在场的吴钟峦等中国使节哑然失笑了起来。中国的士人向来认为做官乃是读书人最高的追求。古话说得好，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应该是，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眼前这个红夷竟然说出如此这般没常识的话，也难怪他们会用抓阄的方式来选自己的皇帝和朝廷命官了。果然，蛮夷就是蛮夷，怎比得上咱们天朝讲究礼制。

可杨绍清和顾炎武却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沉思起来。博雷利教授的话犹如鼓槌一般敲动了两人的心头。却听顾炎武激动的附和道：“是啊！公职本就该是一种负担！一种为民着想，为社稷呕心沥血的负担！”

第31节 听民意县太爷坐镇 议拆迁诸议员针锋

如果问中华帝国的官员，做官是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年轻气盛的少壮官员或许会直接瞪眼宣称“吾乃民之公仆”。世故的清流或许会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奸佞宵小之辈或许会笑而不语。可如果问他们做官是不是一种负担？估计所有的人都会毫不犹豫的点头。至少此刻端坐在上海县议事堂的知县应廷吉就深有感触。

有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这中华朝不但换了“代”，就连中原沿用千年的“制”也给一并给改了。历来中国地方官员的职责就两项，一是判案；二是收税。如今的中华朝“判案”已不再由县太爷来管了。老百姓要打官司直接去司法院找县丞法官击鼓鸣冤去。再来就是“收税”。随着时代在发展，税收的结构亦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像上海县这种新兴的商业市镇，作为主税的土地税已不再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取而代之的是市税、科税等辅税。如此一来，县衙收税的方式当然也得跟着改一改了。由于商会、行会乃是市镇工商业的主要组织。于是乎，商会和行会便当仁不让地承包了市镇的税收，开始替衙门征起税来。这样一来，衙门可以很容易地利用商会行会对私营业主、手工业者征收各种捐税。同时，对私营业主和手工业者来说，他们也可以就此免除官员的额外勒索。

若说这“案子”人家帮着审了，“税赋”也有人代着收了，县太爷还要有什么事好操心的呢？整日坐在衙门大堂无所事事，照拿俸禄的工作，怎么算是一种负担呢？可惜事与愿为，这些父母官们的日子并没有老百姓想像当中的那么惬意。原因很简单，中华帝国地方长官的职责本就不止判案和收税这两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