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那些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论不休。一旁听得一头雾水的韩半瓶，压低了声音好奇问道：“阿根啊，那些人在争什么呢？”

“在说选行会当家的事。”

“选当家？”

“是啊，咱们漕行的当家人是选出来的。不像隔壁的宁波会馆那样老子传儿子。他们说的杜掌柜就是咱们的东家。”

“嘿嘿，这还挺有意思的。那不是同咱们乡下选议员一样嘛。”韩半瓶刚想问小舅子会不会选他东家时。却听茶室里一个年纪稍长的老板出面打圆场道：“好了，都别争了。这届的当家人是谁，得楼上的老人家们说了算。”

第27节 推当家长辈行代议 和为贵可明让议席

老人家，顾名思义就是老者，有辈分的人。一个才刚刚兴起不到十年的城市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人存在。但是城市可以是新设的，行会可以是新建的。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矿业等等行业却是古已有之。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些行业原本应该是光明正大的产业。不过在中国历代君王们的眼中，任何可以谋利的产业都应该收归国有。从最初的盐、茶贸易，到后来的矿产漕运，几乎每一项高产值的产业都被烙上了“官营”的印记。都说中国封建王朝不重视发展工商业。这句话可真是太“冤枉”中国的皇帝与大臣们了。事实上，中国的封建王朝对于政府官营的工商产业向来都是扶持有加的。封建帝王们重点打击的一直都这些胆敢与官府抢生意的“民营行会”。为了保证官营的“国企”屹立不倒，封建统治者不惜动用手中的行政权，设立各种法规，甚至采取暴力的手段来抑制民营行会的发展。

这其中最为特殊的莫过于海外贸易领域。封建帝王们并不是傻子，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他们十分清楚。其实从唐朝起，中国的统治者们就开始试图像控制陆上贸易一般，控制海上贸易。明永乐帝朱棣为此还派自己的贴身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打探财路。可明朝的朱皇帝们很快就发现海外贸易十分复杂，根本不可能像在陆地上那样用天朝的制度来掌控海上贸易。于是抱着“既然我不能独赚，那大家都别赚”的丑恶心态，“海禁”便随之被颁布了。自此唐宋元三代积累的市舶条法，到明代只剩下一片空白。

当然面对海外贸易所带来的巨额财富，朱皇帝本身也不甘心就这么结束。聪明的朱头们又搬出了《朝贡贸易法》。允许周围的藩属国定期进贡以表达对中华上国的“仰慕之情”，顺便趁这个机会由官府出头搞搞互市。如此一来朝廷不就能独吞海外贸易的利润了嘛。正所谓“老天不许人太贪”，结果那些海外的蛮夷比朱头们还要聪明。以“上贡”为名，捧着大量草鞋竹席等“贡品”来中国，换回了天子赏赐的数倍于原价的白银丝绸。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朱头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出海的刁民就能发财，而自己却要赔银子呢。于是，皇帝们一咬牙干脆连朝贡也免除了。并发誓从今以后“片板不许下海”。

皇帝不许出海，并不代表就没人敢出海。同样的在封建统治们的一路打压之下，像漕行之类的民营行会也不会就此缴械投降。相反在官府的强力限制下，中国行会发展出了一套严密的组织和成文的“帮规”，即所谓“江湖规矩”。由于中国封建王朝向来欠缺商业法律，可大量的贸易纠纷终究是要解决的。政府既然不愿意介入，民营行会就自己设立了“刑堂”之类维持帮规的机构，用他们的“非法之法”来维持贸易秩序。

如今的中华帝国不仅不再抑制民营贸易，还陆续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来填补中华法系在民法上的空白。民营行会的江湖规矩正在逐渐被帝国的法律所替代。但行会的传统组织结构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就算是在上海这样的新兴城市，行会之中依旧还是要排辈分的。

此刻端坐在漕行会馆议事堂的十八位老者便是此地辈分最高的“老人家”。同帝国其他的行会一样，漕行议事堂正南方位上照例供奉着两个神龛。一座供奉的是传统的关二爷。代表着行会所推崇的“忠义”精神。此外关公也是财神，同时也有祈求行会财源滚滚的意思。另一座供奉的则是本朝女皇陛下的长生牌位。帝国各个行会商会之所以会为孙露立长生牌位，并不是在学那些儒生搞什么“天地君师”牌位。而是出自于孙露之前的行会出身。虽然孙露开创的香江商会并不是传统的行会。但在帝国所有行会商会的眼中孙露以一介商贾的身份登基称帝，已然成为了全国商人眼中的保护神。因而女皇陛下也就成为了全国行会商会中辈分最高的当家人。需要当着关二爷和女皇陛下的面讨论的事务，当然是行会中的大事件。正如先前，楼下几个商贾所言，眼前这十八位老人家正是在商讨上海漕行当家人选。

只见坐在首座了一个青衣老者正专心致志的沏着茶。与周围正在激烈讨论着的众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这位老者始终没有开口，但并不表示他已置身事外。事实上，在场每一个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牢牢地记在了他的心里。

却听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抚着胡须点头道：“现在的当家人是船行的钱老板。照理说这次也该轮也该轮到咱们货行了。我看货行里头杜掌柜最合适。讲义气，对我们老人家也尊重。”

“为什么不是老铁呢。他也是货行的，手下的兄弟比老杜的多，地盘也比老杜的大。”另一个满面红光的老者紧跟着建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