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刚才忘记介绍了。在威尼斯还有一个监督机关——十人团。它能够在任何议事会触犯威尼斯法律时要求它们做出说明。十人团由三名元老院代表、三名公爵议事员、三名最高法院法官和总督组成。这位是最高法院的雷茨沃尼科大法官，也是十人团的成员之一。”总督连忙介绍道。
“来自东方的先生们，在威尼斯任何触犯法律的人都不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雷茨沃尼科大法官指着公爵宫楼下的一座全封闭的小石桥说道：“十人团终究会让他们从那雕刻有正义女神像的石桥上走过。”
“那座桥通向那里？”杨绍清忍不住问道。其实他在进入公爵宫前就已经注意到了那座桥。那座桥有着与众不同的是其架空的高度，以及极其特殊的封闭形式。最主要的是它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子阴郁的气质。
“那是‘叹息之桥’，连接总督府法院大厅和监狱，过了这座桥的囚犯再也不可能回到这个世上。所以在桥上的小窗口总是发出为告别人世而不舍的叹息声。”雷茨沃尼科大法官用同样的阴沉的声音说罢后，便礼貌地鞠了个躬离开了。
“呵呵，各位请被介意。雷茨沃尼科大法官其实是一个十分公正严明的好法官。”总督尴尬的笑道。
“看得出雷茨沃尼科大法官是个刚正不阿的人。在中国这样的官员会被民众尊称为青天，意思是像上天一样公正。”杨绍清同样报以微笑道。
“总督阁下，出任十人团的官员一定拥有很高身份的贵族吧。”顾炎武望着那个黑色的背影，喃喃地问道。
“不。其实威尼斯的贵族之间没有等级之分。十人团的成员之所以拥有巨大的权力，仅因为他是十人团的成员而已。一旦他卸却职位，权力也就随之丧失。威尼斯的公职并不是等级化地安排的。它是一种以制衡原则制定的政治权威体系。每一个官员都可能受到指控，如果在别的官员看来他的行为没有法律根据的话。”总督语重心长的说道。
“就算是总督也一样吗？”顾炎武不置可否的反问道。
可谁知威尼斯总督却十分肯定的回答道：“是的。就算总督也一样。在总督去世之后，作为选举新总督的程序组成部分，大议事会要委派两名委员去调查上一位总督的业绩并建议修改誓词。如果结论是他曾经有不法行为，就要从他的财产中征收一笔罚款。莱奥纳多·洛雷丹是威尼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督之一。他曾在康布雷联盟战争后娴熟地恢复了威尼斯的大片领土。但后来大议事会对他任职期间的考察，却要求他的子孙偿还据说是被挪用的大量钱财。所以在我死后，大议事会也会对我进行相似的考察。”
听完了总督如此陈述，杨绍清与顾炎武当场就楞在了那里。他们两人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样一个弹丸小国能历经数个世纪而不倒的原因了。这才是真正的以法治国，正真的吏制清明。若是中国也能采取同样的方法反腐倡廉那该有多好啊！想到这里，两人都不自觉地露出了兴奋的神色。
然而，这种兴奋在顾炎武心中却只是一闪而过。他太了解自己的祖国了。考察皇帝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若中国也像威尼斯人这样做的话，估计到时候一定会有不少人来讲情。中国就是这么一个处处讲人情的国家，崇尚得饶人处且饶人。像威尼斯这种在官员死后进行考察，并追究罚款的做法，在中国百姓眼中无疑是一种刻薄寡恩的表现。况且作为皇帝的孙露和她的追随者们本就是靠着非法手段敛财夺权的。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做到“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依照顾炎武经验，现在的孙露应该也在忙着清吏制了吧。这是每一个皇帝上台后都会做的事。多半只是杀几个大贪官了事。但风头过后，官场上还会一切照旧。想到这儿，顾炎武的脸上不禁流露出了一丝嘲讽的神色。他可真希望能看看女皇陛下是如何“弃卒保车”的。
第22节 英武殿上专员起誓 众臣面前女皇律己
正如顾炎武所言，中国是一个讲人情的国家，司法审判常常为人情关系所左右。就算是设立了议会制度，颁布了《弘武大宪诰》，中华帝国在制度上对权力实行制衡的民主政体仍然是不完善的。甚至连民间自由舆论监督的习惯也没有完全养成。比起拥有千年“公共舆论”传统，可以通过政治体系本身的制度结构，对权力实行限制的威尼斯共和国来。中华帝国从任何一个角度上来看，都还没有建立起可以遏制贪污的民主制度。然而就算是没有欧洲那样的民主传统，没有健全的民主监督制度，年轻的中华帝国依旧要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廉政制度。因为人类贪污的真正发生机制，并不是因为没有司法独立、没有舆论监督和没有高薪养廉。而是源自于人类本性中对欲望的无限渴望。
为了彻底根除官员贪婪的本性，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颁发了大量的法令，采取了各种酷刑。这其中又以明太祖朱元璋最为严酷。这位流民出身的开国皇帝对贪官极其痛恨。他发明出一个“剥皮实草”刑，专门对官员有效，凡贪六十两以上者要剥皮之后塞进稻草，悬挂在政府旁边专门的“皮场庙”里供人参观，以警戒他们还活着的同类。与对中层严厉相反，《大诰》对“安分良民”积极保护。朱元璋要求每户农民发《大诰》一册（就像现在的《减轻农民负担手册》）老百姓熟读大诰，一旦发现官员、豪绅违反就可以告发。明初严禁百姓私自旅行，《大诰》可以当通行证使用，朱元璋甚至曾经亲自接见过几个手持《大诰》上京告状的平头百姓。
然而，朱元璋的“剥皮实草”并没有杜绝贪污的发生。相反，明朝官员的贪污情况比任何一个朝代都要严重。据说李自成在北京城“追赃助饷”时，就曾从一个“清如水，明如镜”的清官家中抄没出了五万两现银。依照明太祖“六十两”的标准，这位清官大人足够被剥皮一千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