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相争时，钟离昧为霸王项羽麾下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多次在与刘邦正面对峙时给刘邦以沉重打击，因此刘邦非常害怕且十分痛恨钟离昧。汉高祖三年（前204年），“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6，陈平向汉王献计说：项王的忠臣只有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几个人，如果你能用万金买通说客，去离间他们的君臣关系，再出兵攻打，项王必败，汉王遂用此计。夏四月，刘邦被围困于荥阳东，汉军求和，项王不许。“陈平反间既行”，7项羽果然对忠臣疑忌，致使忠臣纷纷离去，只有钟离昧还追随项羽，由是，刘邦更是恨透了钟离昧。楚汉结束后，刘邦一直惦记着钟离昧，所以《淮阴侯列传》有以下记载：当刘邦“闻其在楚”，便“诏楚捕昧”，及至刘邦会诸侯于陈，便有了“信持其首，谒高祖于陈”的事件。由于韩信曾经与钟离眛一起投身在项羽麾下，因此说钟离眛“素与信善，项王死后，亡归信。”没有人不相信，及至“信持其首，谒高祖于陈”也就很少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了。有论者依据《淮阴侯列传》的记载，得出韩信为了换取刘邦的信任，不顾信义，无辜斩杀钟离味的结论。就连《钟氏宗谱》、《灌云县志》等文献也将《淮阴侯列传》中的这段文字原原本本地载入其中，对韩信进行无声的挞伐。然而，细考于史，钟离昧之死却并非如此。

《史记·高祖本纪》对汉六年韩信“谋反”这件大事也有如下记载：“人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用陈平计，乃伪游云梦。十二月，会诸侯于陈，楚王信迎谒，因执之。”此处对韩信被捕的前因后果交代很清楚，却只字未提钟离昧。《史记·陈丞相世家》对韩信的被捕亦有记载：“（刘邦）行未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见信至，即执缚之，载后车。”这里也没有提及钟离昧。我们联系前文刘邦设谋时陈平对韩信“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的预测可以推知，楚汉战争胜利后，韩信沉浸在功成名就的喜悦之中，虽然被刘邦袭夺兵权、徙封为楚王，但韩信依旧对刘邦忠心耿耿，无怨无悔。刘邦将游云梦，韩信数月未见故人，便怀着喜悦的心情远远地郊迎刘邦于道中。正是因为刘邦、陈平预料韩信不会谋反，刘邦才敢于会诸侯于陈。我们由刘邦“豫具武士”执缚韩信，也可以看出韩信对刘邦没有设防，显然，韩信当时并没有为形势所迫而“斩昧谒上”。相反，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却对钟离昧之死有明确的记载：五年九月，“王得故项羽将钟离眛斩之。”斩杀钟离眛的刽子手分明就是汉高祖刘邦，至于刘邦在何处得钟离眛，又在何处斩杀钟离眛，因笔者手头资料阙如，尚不得而知。

再看这几件事发生的时间。逮捕和斩杀钟离眛是西汉王朝建立之初一件重要的政治事件，《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明确记载了刘邦斩杀钟离眛的时间是汉五年九月。对于韩信的“谋反”《史记·淮阴侯列传》没有时间记载，《资治通鉴·汉纪三》（卷十一）曰：六年，“冬，十月（汉初承秦制，十月为岁首），人有上书告楚王反。”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六年十月。《史记·淮阴侯列传》对“信持其（钟离昧）首，谒高祖于陈”的时间没有交代清楚，而《史记·高祖本纪》却明确地记载这件事发生在十二月。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钟离昧在“人告楚王信谋反”之前就已经被刘邦逮捕杀害，所谓韩信“见昧计事”显然不可能发生，而钟离眛被杀三个月之后，韩信“斩昧谒上”当然更是无稽之谈。

庚新

秦汉兵制

秦汉兵制

秦朝（公元前221～前206），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其军事制度是在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汉承秦制，又有了新发展。

军队的体制秦、汉为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军队，并置于皇帝的严格控制之下。负责全国军事行政的官吏，秦为国尉，汉为太尉，汉武帝时改称大司马。战时临时任命将军统兵，秦有上将军和前、后、左、右诸将军；汉地位最高的为大将军，其下依次有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诸将军。将军出征时常置幕府，作为参谋机构。在郡、县分置郡尉、县尉，协助郡守、县令掌管军事。东汉末，设州牧，是州郡最高行政与军事长官。

军队可分为京师兵、地方兵和边兵三部分。京师兵主要由郎官、卫士和守卫京师的屯兵组成。郎官由郎中令统领，卫士由卫尉统领，负责宫廷内外的警卫。负责守卫京城的屯兵由中尉统领。汉朝的京师兵主要有南军和北军。中尉所领的屯兵驻于未央宫北，称北军；与之相对，由卫尉统领的称南军。南军士兵大多调自内郡，北军士兵主要调自京辅，均是一年一轮换。武帝时对京师兵作了较大改革，主要是精简南军，加强北军。南军原有2万人，减去一半。北军屯兵，除中垒外，又增置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共为八校，分屯于长安城中及其附近，平时守卫京师，由皇帝派员监领，战时以一部或全部随将军出征。同时，将中尉改称为执金吾，不领北军，只司御前先导和京城巡察。此外，改郎中令为光禄勋，扩大郎官员额，增置期门、羽林等军。东汉时，京师兵沿袭西汉而略有裁并，将北军八校合为五营，置北军中候监领，末期多由宦官统领。

地方兵置于郡、县，一般由郡、县尉（亦称都尉）协助郡守或县令统率，平时维持地方治安，战时听中央调遣。征调地方兵，需以皇帝“虎符”为凭。西汉曾一度行分封制，分封的王国与侯国各自都有军队，王国之兵由中尉统领，侯国之兵隶属于郡。东汉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罢郡国都尉，后又下诏罢地方兵。从此，遇有战争，常派京师兵出征，或根据需要临时从州郡招募或征发。

边兵主要负责边郡戍守，由边郡郡守统领，下辖都尉和部都尉。为充实边防，汉曾大量移民实边，并行屯田，武帝时始行军屯，屯田卒最多时达数十万，是边兵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时，边兵制度遭到破坏，又以设置营、坞的办法，屯兵备御。

军队有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兵）、轻车（车兵）等兵种。大抵平原诸郡多编练骑士、轻车，山地诸郡多编练材官，沿江、海诸郡多编练楼船。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兵马俑，正是步、骑、车等兵种混合编队庞大阵势的生动展现。至汉朝，车兵逐渐被淘汰。汉朝军队的编制，据《后汉书·百官》记载，“大将军营五部”，部由校尉统领，“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长一人”。但据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和居延地区出土的汉简，部分左、右部或前、后部，曲分左、右曲或前、后曲，部、曲之下还有官（分左、右官）、队（分前、后队）、什伍等。上述文献与文物，对汉朝军队中、下级组织的不同记载，很可能是不同地区或军队存在着不尽相同的编制。

兵役制度秦朝沿袭战国时的郡县征兵制。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记的情况看，男子17岁“傅籍”，以后根据战争需要，随时可征集入伍，到60岁才能免役。汉朝的兵役制度，曾有几次变更。据《汉书》记载，男子20岁傅籍，此后每年服劳役一月，称“更卒”。23岁以后开始服兵役，役期一般为2年，一年在本郡、县服役，称为“正卒”，另一年到边郡戍守或到京师守卫，称为“戍卒”或“卫士”。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2年兵役统称为“正卒”。如遇战争需要，还须随时应征入伍，至56岁才能免役。秦、汉还常谪发已科罪犯或徒隶等为兵，称为“谪戍”。西汉除实行征兵制外，还实行募兵制，武帝所置的八校，主要是招募而来。东汉罢郡国兵后，征兵制渐衰，于是也依赖招募。末年，州郡官通过募兵，培植自己的势力，从而酿成群雄割据的局面。

军事训练制度秦朝的军训制度较为严格。秦律规定，射手发弩不中，御手不会驾车，骑士和马匹课试最劣者均要受罚，有关督训官吏及负责选募者也要受罚。西汉军队除演练射御、骑驰、战阵之外，每年秋季都进行教阅，又称“都试”，并按成绩优劣进行奖惩。边郡则常有太守“将万骑，行障塞，烽火追虏”（《汉旧仪》），这种训练带有实战演习的性质。

军需供给军队的武器、铠甲、粮食、马匹，均由国家统一提供。国家设有专门的武库。汉朝设考工令负责兵器的制作，设武库令负责兵器的贮备、管理。有的郡国也设有工官、铁官，负责制作器械，并将它们输入京师。长安城中的武库是国家最大的贮藏兵器的中心。秦、汉时，铠甲已经制式化，均用金属制成，式样因兵种及职位不同而有所区别。秦朝在京城设有太仓，在荥阳建有敖仓，贮备了大批粮食，战时有专官负责补给。汉朝还靠屯田解决军粮的补给。秦、汉时大量使用骑兵，马政成为国之大政。秦朝制订了《厩苑律》等，对马匹的放牧、调教、管理均有规定。汉朝在奖励民间养马的同时，在北边、西边均置苑养马。景帝时有苑36所，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武帝时官马达到40余万匹，为骑兵的发展和对匈奴作战创造了条件。

秦、汉时期，军队统一，军权高度集中，军队的指挥和管理体制严密，兵役制度也较为完善，汉朝大量屯田，为巩固边防和保障军队供给提供了条件，这些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军事制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教九流之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