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众官员基本都赞同自己的这个主意，商毅也立刻下令，让内阁来安排。首先是要通告给这些请愿的人员，因为辩论是双方的，对方要同意才能够举行。

在接到了内阁的通告之后，几名组织者只是简单的讨论了一下，就答应了下来，因为进京请愿的人员也没有拒绝的理由，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话，那么也就不该害怕辩论。另外在进京之前，领头的几个学者也都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现在大部人都知道国会的运作方式，因此也有人做好了准备，在国会中进行辩论，甚致还想过可以一举成名。虽然说这次不是在国会中进行辩论，但却是完全公开，见报，而且还可以结集出版，也算是另一种成名的方式。

双方都同意了举行辫论，那么接下来就是协商辩论的规则，每一场辩论的辩题、出场人数，发言时间，违规人员怎样处瑵等等都做了相应的规定。毕竟辩论不是吵大街，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或是漫无边际的跑题等等。在这方面国会经过了几年的运作之后，有足够的经验。而且规则对双方都是有效的，因此请愿人员也没有异议，全部都答应了下来。

于是双方都开始积极的准备，而这次进京请愿的行动，也在商毅巧妙的引导下，偏离了当初的目标。

第一千三百九十八章 南京风云（五）

虽然商毅最初的想法，是弄成一场新旧思想正面碰撞、交流、沟通的辩论，但这一次辩论最终持续的时间之长、影响的范围之深远，参与的人员之多，在中国思想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思想造成的决突之大，都远远超出了商毅的预期目标。

按照内阁的计划，这一场辩论是在四月十日，定在南京师范大学进行。辩论的题目就是请愿的第一条：施行古制，以仁义礼信治国；双方各出五名代表出场辩论，而傍听的人员约有八百余人，除了请愿人员全部出席之外，其余的都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和南京学术屇的人员。

内阁方面对第一场辩论是做了充份的准备，在辩论的一开始，就紧紧抓住“施行古制”这一点中的“古制”两个字，到是那一段时间才算“古代”，是不是只要以前的朝代都算古代，还是以传说中的“上三代”才算古代。

而请愿代表只能回答是上三代的制度才算古制，但内阁一方马上就抓住了这个口实，质问请愿代表，上三代到是推行的什么制度，中央机构是怎么设制，地方行政又是怎样安排，权力怎样分配，怎样监督，怎样制定的税赋制度，结果问得请愿代表哑口无言，根本就答不上来。

言必称上三代，是中国古代学术文章的一个特点，因为按中国传统思想的观念，上三代就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大同社会，反正就是上三代什么都好。

但只要不是书呆子，其实谁都知道，所谓“上三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说法。一是时代久远，二是史料缺乏。但也正因为如此，在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因此就全部推到“上三代”上面去，“上三代”就是这样做的。就连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里，也是假借托上三代。说白了就是把上三代当做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根据自己的需要，想怎么说都行。

而请愿者将“施行古制”列为第一条，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帝国是刚刚建立的新朝，百废待新，没法用祖制来压服新朝的制度，只好推到古制上面，但却又被内阁的代表紧紧抓住，结果弄得十分难甚，最后没有办法，只好避开了这个话题，把目标集中在后一句“以仁义礼信治国”上。说上三代的精神就是以仁义礼信治国。

但对这一点，内阁一方同样也作好了准备，立刻列举出种种例子，证明帝国确实是在推行仁义礼信，并没有疲弃上三代的精神。而这时请愿者一方才算是缓过一口气来，于是也引经居典，开始了辩论。

不过在辩论之前，内阁一方就做好了每一场辩论的基调，就是决不和请愿者提出的这十二条要求搞对立，而是尽量证明帝国的政策当中己经包括了这十二条，只不过除了这十二条之外，还有其他的政策。在这方面，内阁显然就有很大的优势，可以找出多的实例证据来。而请愿者一方则是绝对的对立，就是一付有你无我的架式，另外也只能照读经典，举不出多少实例来，面对面的辩论，也没法使用大扣帽子，强词夺理之类的手段，这样一来内阁一方自然就在辩论中大占上风。

结果双方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唇枪舌战才结束，尽管最终并没有宣布谁胜谁负，但在辩论时过程中，请愿的一方多次被内阁问得答不上来，而内阁一方一直都振振有辞，有理有论，因此结果也自然分晓。请愿方垂头丧气的离开了辩论会场。但关于这次辩论话题的议论，却一直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成为南京学术届议论的焦点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