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日本单方面的停上了与中国的贸易来往，在中国由其是东南沿海地区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加上在此以前，中国一直都在宣传日本与荷兰的恶行，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对日本与荷兰的映像也每况愈下。于是也有人开始呼吁政府釆取措施，保护海外商人。毕竟在此前，中华军曾多次以保护海外商人的名议对外出兵。有不少商行都联名向内阁请愿，请求政府通过国家层面，保障海外经商的安全，也有人通过报纸，向内阁请愿。

而偏偏在这个时候，一向与政府唱反调的《天理报》又跳出来，严励批评这些向政府、内阁请愿的商人，指责商人的这些请愿、呼吁行为是无事生非，擅挑外衅，危险国家，并且由此展开将商人痛斥了一顿，所用的仍然是传统思想中的什么见利忘义、低买高卖、剥民之利肥己，败坏民俗，有损教化等等，甚致把那些在日本被抓，被荷兰战船打劫生死不明的中国人认为是自作自受，因为心贪私利，而遭天遣，国家根本就不该理睬这些人。

其实《天理报》所说这些，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或者是出于激愤，而是故意所为，甚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因为《天理报》是以坚守传统道德为已任，认为治国大道就在于重农抑商，一向看不起商人，因此对帝国推行的重商励商政策一直都很有异议，由其是在建国的时候，商毅明确向全国宣示，四民平等，士农工商皆为国本，无分高低贵贱，更是让他们十分不满。因为他们是以道德维护者自居，自觉得是高人一等，而现在按帝国的制度，却可商人并列，自然非常的不爽。

但这是商毅明文宣旨，等于是金口御言，《天理报》的一群人心里虽然不爽，但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反对，毕竟这可不比小打小闹，而是直接质疑皇帝制定的国策，偶尔打打擦边球还可以，一但明文质疑国策，是什么后果，《天理报》的一群人心里当然清楚。

而这一次却给《天理报》提供了一个好机会，明着是指责商人向政府的请愿行为，其实是指桑骂槐，潜意思当然就是指向政府的重商励商、四民平等的政策。

但《天理报》却没有想到，这一次举动却是捅了一个马蜂窝，因为《天理报》这一下子是把所有的商人都给得罪了。

如果还是在明朝的时候，这样做当然没什么，商人们就算是心里不满，但也没有别的办法，但在新的帝国，却就不同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己经得到了国家的正式认可，加上本身又俱有极强的经济实力，现在帝国有四五份报纸都是由各种商人支助创边的，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就是在内阁和国会里，都有一批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如果还是以过去的观念来看待商人，那可就是大错特错。

因此《天理报》在无意之间，把自已推上了风口浪间。遭到了商人们的强烈反应，利用自已对其他报纸的影响力，对《天理报》进行口诛笔伐，表达自己对《天理报》的不满，而几家支助《天理报》的商家也都停止了对《天理报》的支助。包括一些同样是文士也都对《天理报》的观点，表示了自己不满，毕竟在这个时候，商人和文士之间的界限，其实并不是那么清晰。

而面对着全方位的压力，《天理报》的一群人也都有一些始料不及，但遭到各方面的强烈谴责，《天理报》也不敢硬抗下列，只好以沉默应对，当然声势也下降了许多。而各方舆论也借着压倒了《天理报》的势头，终于明确向政府提出，用武力来保护海外商人的安全和利益。

就在五月二十日，二十二名参议员和四十五名众议员联名分别向国会的参众两院提交了议案，要求国家对日本、荷兰宣战，解救被抓的中国商人、船员，保护海外的商人安全，以及维护中国的贸易利益。

这二份议案的内容相同，但关糸重大，而且还牵扯到许多方面，因此两院的院长、执行议员一起商议决定，选择一个专门的时间来讨论这一提案，内阁、国防部也都要派人参加，因为将会涉及到许多专业问题。不过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一天居然会有这么多人到国会门前来请愿宣战。

黄宗羲指了指北方，道：“为了通过这一条提案，里面的那位居然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可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啊。”

其实现在谁都明白，如果没有人组织，那能够有这么多人到国会门口来请愿，而能够组织起这一场行动的，只有皇宫里的那一位了。

顾炎武道：“不管费不费苦心，但这也是民心所向，如果是在明朝，需要这样做吗，国会就是体现民主的地方，这一点我们不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