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撤军之后，山东军区司令部也对这一次出兵的失利原因作了深刻的反思。众人也都认识到，这一次出战进取山东失利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兵力过于分散。由于在岀兵之前的胃口太大，想一口就把整个山东省全都吞下去，而且又速胜心切，因此才同时对兖州、济南发动进攻，结果反而欲速则不达，相反造成了自已的兵力分散，而且进攻的目标也过于明显，在进攻章丘和泗水两个县时，清军都己经做好了充份的准备，中华军只能向清军发动强攻。这样的进攻计划，显然是不符合中华军一惯的战术特点。

因此统战部对山东军区提出的批评意见，十分准确，也让众人都非常心服，而提出再次进攻兖州、济南的建议，也都非常赞同，由其是周少桓，也才意识到自己和商毅的差距所在，虽然这份建议是以统战部的名议发出，但周少桓十分清楚，这绝对是商毅的意见。

原来周少桓在山东处处效仿商毅的作风，并且还因此而获得了一个“小督师”的雅号，虽然在商毅称王之后，周少桓也严令山东军区，不许再提“小督师”这个称号，但在私下里，心里也颇有几分得意，能够和商毅相提并论，也是十分光荣的事情。但现在看来，自己和商毅差得可不是一点半点。

而商毅以私人名议，给山东军区写的信，在信中，商毅鼓励山东军区，不能因为这一次失败而气馁，以致于一蹶不振。由其是以周少桓为首的司令部成员，一定要首先站起来。先打几个胜仗，又碰了钉子，然后又打几个胜仗，这种胜败的交替，是正常的战争规律，中华军建军以来，也是在胜败的反复中前进，而军官、将领的作用，就是在失败了，栽了跟头以后，带领着士兵站起来，走向胜利，而军官首先就要自已先站起来。

看完了这一封信，也让山东军区司令部的众人都十分感动，因为在现在的情况下，确实需要安慰和鼓励。而且在得知目前的时局所发生的变化之后，众人也都大为放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廷己经自顾不暇，根本就不可能再向山东地区増派兵力，而山东军区得到郑成功部的补充之后，兵力也有所加强，因此周少桓也决定，按照统战部提出的建议，首先集中兵力，向兖州发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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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多尔衮收到阿巴泰的告急之后，也不敢大意，济南可是京师南面的屏障，绝不容有失。派出李国英增援山东，确实只是前部人马，因为李国英部就驻守在河间府，离山东最近。

在派出了李国英部之后，多尔衮本打算派遣英亲王阿济格亲自带队，统领八万大军，包括神工营的人马，再增援山东，出动这样庞大的兵力去増援山东，不仅要保住济南、兖州，多尔衮也希望能在山东打几个胜仗，以鼓舞清廷的士气，扫除前一阶段北京暴乱和大沽口失败的不利影响。

那知人马还没有聚集，就连续收到在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发生的起义反正。多尓衮得知以后，差一点又急得吐血。但叛乱己经发生，也不能坐视不管，好在是这时山东又传来新的战报，阿巴泰总算是抗住了中华军的进攻，中华军撤军了。

虽然多尔衮十分清楚，中华军只是暂时撤军，山东的危急并没有解除，但现在也是火燎眉毛，只能先顾眼前，因此这一次多尔衮也打算亲自领军出征，平定山西之乱。

自从山海关战役以后，多尔衮就再也没有亲自统兵出征过。一是清廷入主北京之后，多尔衮做为清廷实际的掌权者，百务丛集，难以分身；二是满洲贵族内部权力之争十分激烈，就连多尔衮也一度称病不出，因此也不敢轻离京师重地；三是多尔衮贪酒恋色，颇多内宠，近年来他的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

但这次多尔衮要亲征大同，也实在是迫不得已，山西比邻京师，陕西、甘肃等地反清运动，也都势若潮涌，一但久乱不平，而且一但中华军这时全面出击，和北方的这些叛乱遥相呼应，让北方的叛乱也成了气候，京师也难保全，因此必须趁着山西叛乱刚走，根基尚不稳定的时候，尽快将姜瓖给平灭下去。

而且现在清廷的大部份主将都在南北边境地区，留在京师，可以独当一面的人并不多，另外多尔衮也不放心让别人领军，原因还是山西离北京太近了，万一有人生出异心，忽然调转枪头对准北京，多尔衮根本就来不及反应，只有自己亲自领军才能放心。

而随军出征的还有承泽亲王硕塞、多罗谦郡王瓦克达，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几乎把留在京师的亲王、郡王全都带走了。主耍原因还是多尔衮对这些人并不放心，在自己带兵出征以后，不敢把他们都留在北京，干脆也全都带在身边，好看管他们。这次出战出动了七万大军，随军出征的还有神工营。

同时多尔衮又命亲英王阿济格为主将，领固山额真李国翰率领三万人马，出征陕西、汇同当地的陕西巡抚黄尔性、驻防西安满军首领吏部侍郎哈哈木、汉羌总兵张天福、兴安镇游击盛嘉定各路兵马，平定陕西的叛乱。由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付责筹集粮草、军需物资。

而甘肃地处偏远，来不及从京师派兵，当然这时北京地区也无兵可派了，因此多尔衮也只好下令，以驻守西安的敬郡王尼堪为平西大将军，同正红旗固山额真韩岱两人领兵前往甘肃征剿。驻防西安满军户部侍郎额塞、甘肃总兵张勇、副将马宁等人都随军听用出战，而一应粮草物资供应，匀由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付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