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下达这一份旨意，并不是出于什么满汉一体，安抚汉人的目地，更是不少八旗贵族强烈要求的结果。原因很简单，八旗贵族自己受不了了。

北京城里这时只剩下二十余万，除了满人之外，就是依附满人的包衣、家奴，基本属于自由人的汉族人都已经跑光了，就算还剩及少数留在北京城里，也大部都被愤怒的满人杀死了。在一开始，还有许多满人叫嚣着杀光所有汉人，不许汉人在北京居住，还有不少人主张派兵到北京周边的通州、密云、怀柔等地，去把从北京逃到那里的汉人全都杀光等等。整个新年几乎都在一片喊杀声中度过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动乱之后的后遗症也陆续出现，汉人全都跑光之后，北京城里百业萧条，没有了酒馆、没有了青楼、没有了戏院，就连茶馆说书的地方都没有了，所有的娱乐活动全部都不存在了，因此有许多八旗贵族都己经习惯了北京城里丰富多彩的各种娱乐生活，这一下也都开始觉得生活无聊起来。

而娱乐活动的缺乏，只是对一些权贵的生活影响较大，对一般人的基本生活，还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所有店铺也都己经关门停业，大部份的生活日用品也都没有了着落，这可就非常要命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平时看上去虽然不起眼的小商铺子，但一但没有了，谁都受不了。

于是在新年之后，北京城的物资极度缺乏，物价飞涨，一石米竞然买到了五两白银，而且还是有价无市，因此八旗权贵也好，平民也好都纷纷的叫苦不迭，大有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觉。直到这时，满人才发现，自己的生活还真的离不开汉人了。

因此到了二月的时候，满族大臣刚林首先上书朝廷，建议朝廷赦免汉人，把汉人再招回北京来，恢复北京的正常生活秩序。刚林的建议也立刻得到了许多满族大臣的响应，毕竟都过惯了好日子，谁都不想再过以前的穷日子，没有汉人的生活，确实太痛苦了。

几天之后大部份的满族大臣都赞同安抚汉人，让汉人回到北京定居。只有极少数在这一次动乱中损失较大的满州贵族还坚决反对，仍然坚持杀光汉人，不许汉人在北京居住。建议朝廷，北京的人口不足，可以把其他地方的满人都迁到北京来居住，实在不行的话，就从关外再迁满人到关内来。而这一批人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基本都是宗室的权贵，由其以礼亲王代善的子孙为代表，反对也犹为激烈。代善虽然死了，但影响力仍在，因此这伙人的能量也不容小视。

以前在驱逐汉人的建议中，还有一点要求，就是将所有的原明官员，也就是所谓的关内汉人全部都赶出朝堂，汉人官员中只能任用关外的汉人。但现在满人内部分成了两块，争吵起来，也把这个茬给忘了。

而在这个时侯，一批原明的大臣也看到了机会，于是也依附于那些主张安抚的满族官员，纷纷上书疾呼，请求清廷宽容汉人，让汉人再回到北京定居。虽然这批汉官的职务都不高，都是中下级的基层官员，但却胜在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由其是以陈名夏为首，连续上书，并引经据典，找出历史上入主过中原的北方民族，鲜卑、氐、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族，都有制定与汉人和睦相处，重用汉人的政策，来劝告清廷，绝不能而主张安抚的满族官员也充份利用这批汉官的力量，让他们在前面冲锋陷阵，自己则在背后为他们打腰提气，因此在气势上立刻压倒了那些主张严惩的官员。

其实多尔衮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把汉人全部杀，或者是全都赶出北京，是跟本就不可能的事情，但一开始几乎所有满族官员都持这样的主张，多尔衮也不敢明言反对，只能以北京尚未安定为由，暂时拖挻。

而到了后来，大部份满族官员都建议安抚汉人，多尔衮虽然心里窍喜，但在表面上，还不得不做出一付一定要为代善报仇，出这一口气的姿态来。因为代善是努尔哈赤的次子，由于长子早亡，实际是爱新觉罗氏第二代的老大而且还是多尔衮的兄长，儿子、孙子里都有比多尔衮年纪大的，因此如果多尔衮也马上改辕易帜，于情于理对代善的子孙们，以及其他的爱新觉罗氏的权贵交代不过去。

虽然这时清廷立国己有十几年，入主关内也有五年时间了，但在本质上，还是一个部 落政治，无论是谁当皇帝，当掌大权，首先要维护的，是满族的利益，而满族的核心，也就是爱新觉罗氏。因此多尔衮也只能在暗地里鼓动汉官和主张安抚的满族官员联手，来压制这批主张严惩的满族官员。

等到主张安抚的势力大涨，几乎己经完全压倒了主张严惩势力的时侯，多尔衮这才感觉到时机成熟了，于是才开始逐个劝慰说服主张严惩的满族官员。当然多尔衮也明白，要说服主张严惩的势力，首先要说眀的是代善这一系的势力。因为代善的这一系，是主张严惩的核心力量，把他们说服了，那么主张严惩的势力也就基本可以瓦解了。

因此多尔衮也把劝服的重点放在代善这一系，不仅是自己亲自出马，同时还请两宫皇太后出面，找代善的几个主要的儿子、孙子尽力的劝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