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多尔衮也喜欢南方的商品，家里有两面一人高的大玻璃镜不说，连大部房间的窗户都换了透明玻璃，这一点比皇宫还阔气。而且当时也没得到俱体的数字，因此对南北贸易也并不觉有什么不好，花点钱就花点钱吧，见有多数人反对，也就顺理成章的否定了这一提议。

但现在看起来，这可不是一点钱，而是二三百万两银子，大清去年一年的收入也不过就是一千多万两白银，商毅这一下就从清廷赚走了二三百万两银子，清廷的发展本来就不如南京，现在还给人家送钱帮忙，当然不行。

为此多尔衮也曽招集过范永斗，向他询问清廷是否也能够大力发展商业，但问题在于，现在清廷实在拿不出什么能在南方出售的商品。而北方察哈尔——张家口一线的贸易，目前的规模也有限，因此也很难从外部赚钱回来。这一下多尔衮这才有些意识到问题严重了，也在开始认真的思考，是不是应该停止南北贸易了。

就在多尔衮沉思的时候，一个太监抱着一大硌报纸进来，道：“摄政王，这一批的《杭州时报》送来了。”

多尔衮点了点头，道：“放下吧。”

太监放下报纸，转身退出了敬思殿。多尔衮也暂时放下南北贸易的事情，去翻看报纸。因为现在清廷在南京的情报网络被破坏了大半，因此清廷了解南京情况的主要途径只能通过《杭州时报》了，虽然这一点很有讽刺味道，但也没办法。不过《杭州时报》送到北京，至少要晚了二十多天到一个月。而毎一次新的《杭州时报》送来，多尔衮也都会认真阅读。虽然说是要了解南京的情况，但多尔衮心里也不得不承认，《杭州时报》的内容确实很吸引人，比宁完我搞那个什么《大清时报》要好得多。

在宁完我的建议下，多尔衮也办了一份《大清时报》希望能够向《杭州时报》那样，成为清廷的口舌。

但《大清时报》发行之后，结果却大出多尔衮的预料。除了在一开始的二三期还引起了一点轰动之后，然后就每况愈下，虽然《大清时报》的发行量现在只有五千份，还不到《杭州时报》的十分之一，但毎一期最多只卖得出两千来份，而有几期居然连两千份都没有卖到，事实上还不如偷运到清廷地区暗地出售的《杭州时报》好卖。虽然清廷巳经明令规定，禁止《杭州时报》在清廷出售，但有市场就不愁有买主，在私下里，仍有《杭州时报》销卖。有不少地方甚致出现，用《大清时报》的封面，夹《杭州时报》的内容，公然当街叫卖的情况。

这也让多尔衮非常不满意，他虽然不懂报纸，但也知道如果没有人看，那么这《大清时报》还有什么用。因此多尔衮的心里也十分郁闷，为什么在商毅手中弄得很好的东西，一到清廷手里就变了味呢，而且对宁完我的表现也大为不满。

其实宁完我也十分委屈，人家《杭州时报》的内容来源多广，政府的各项行政、法令都可以出现在报纸上，像这次商毅出征马尼拉的消息，照发不误，可以说啥都敢登。而且还有发表相关的评论，分柝，允许普通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在南京政府的不少大城市里，几乎每一家茶馆酒楼里面都会安排说书艺人讲话当期的《杭州时报》内容，以招揽那些不识字，但又想了解《杭州时报》内容的客人。

但《大清时报》呢，说起来是只有两样事件不许登，就是这也不许登，那也不许登，结果每一期的内容只能是一些不疼不痒的事情，绝大部份内容就是为清廷歌功颂德，大唱赞歌，结果内容单调，重复，这样的报纸别说是看呢？就连听都没有人想听，销量自然是直线下滑了。而且这一点还被《杭州时报》抓住，进行冷嘲热讽。

在这个时代，就是在欧州，报纸也是一个新鲜事物，更别说是在中国。商毅虽然没有办过报纸，但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谁没和报纸打过交道，而且他是釆取开明执政，令法公开的策略，绝大部份政府的行政法令都通过报纸向社会传达，并且抓住了几次关建事件，大力发展《杭州时报》。因此到了这时，《杭州时报》己经拥有了六万余份的发行量，几乎遍及中国的大部份省份。

虽然这样的做法确实会向外界泄露一些南京政府的情况动向，有不少官员也向商毅表示过了这个担忧，并建议商毅减少《杭州时报》报导的内容。但商毅仍然一直坚持政令公开的原则，因此也使《杭州时报》在南京政府的统治区内，俱有了很高的公信力。

对于一份报纸来说，公信力就它赖似生存的基础，因此现在基本上只要是《杭州时报》上刊载的新闻，读者都能够相信，这样自然就能更好充当政府口舌的角色。而从最后取得的效果上来看，绝对是得大于失得。

而清廷对报纸的性质，特点一无所知，只看到了报纸可以代表政府口舌，控制话语权的一面，于是就以为照着《杭州时报》的样子，依葫芦画瓢，也捣鼓出一份报纸，就能拥有和《杭州时报》一样的效果，但却从来没有想过，怎样使报纸能够吸引读者，建立自己公信力，结果全篇都是大话、空话，内容单调刻板，一点有实质价值的东西都没有，这样的报纸，当然就没有生存力了。

因此多尔衮看了一份今天送来的《杭州时报》之后，又和《大清时报》一对比，也不得不承认，如果让自己来选择，恐怕也会去看《杭州时报》而不是《大清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