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宣布成立人民公社时，百姓们的反应不大，只有商毅提到公社的土地分配方案时候，才引起了人们的一些动静，但这两条规定公布之后，立刻嬴行了台下的百姓们的一遍欢呼声。
中国的农民虽然思想简单，但其实都是十分精明的，光凭会忽悠是没有用的，任你说的天花乱坠，但再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之前，他们是不会轻易拥护某项制度的。因此百姓们对什么人民公社制席并不怎么感兴趣，再他们看来。什么社员小组、村委会，不过都是过去的乡老、里正之类换个名字罢了，和自己并没有多大关糸，自己以后还是该干麻干麻。只有关糸到他们自已切身利益的事情，才会感兴趣。例如：分田、免税、减役等。
马家寨连同周边十七个村子总计有二千六百多户，人口约一万两千多人。耕地约有十六万亩，其中超过半数都被马家霸占，而农民大多都是佃农，真正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户，不到一千户，而拥有三十亩地以上的，还不到三百户。绝大多数拥有土地的农户也都在十亩以下。
按朱元璋制定的标准，明代一亩地是按一步宽，二百四十步长计算，明制以五尺为一步，按工部尺，一尺为三十一厘米，因此折算成公制，一亩就是五百六十平方米，和现代的一亩六百六十六平方米相差不远，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三十亩地足够养活一个四到六口之家。
商毅在制定分配土地方案上，设制上限数额的目的，是为促进农村分家曾户，一方面是扩大税收和劳动力来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出现几世同堂的大家族，因为一旦分家独立门户，那么家族的凝聚力就会大大减小，可以有效的防止某些家庭因为人员众多而逐渐形成庞大的家族势力。而只给结婚的家庭分配土地，是为了防止农民为获得的土地而假离婚。在钻空子方面，中国人例来都是十分精明的。
但从总体来看，按这样的分配方案，绝大多数农民都能或多或少的获得一些利益。因此农民对商毅的土地分配制度十分拥护，连带着自然也支持人民公社制度了。
而后来的两点新税收规定，则实打实的让百姓受益了。中国古代制定的税收都并不高，一般都在十五税一到三十税一之间，最高的也就是十税一，这也是农民能够承担得起的。
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往往变了调。一是一些侵占了大量土地的大户不交田税，而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税收，不得不把他们应交的那一倍份都转嫁到普通的农民身上，那怕是纯粹的无田佃农，也要分摊一笔，当然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而且在正税之外，还时不时有加征、加耗，有时这些费用甚至都超过了正税，而这些费用豪门大户同样也可以不管，地方政府也不敢向他们收取，最终还是落到普通农民的头上，结果就成了一笔沉重的负担。而且这还不算租种地主的田地需要交纳的地租。
另外在交税的过程中，因为中国古代都是收实物税，就是张居政改革的一条鞭法，也是以粮折银。结果地方政府、下层的胥吏还要从中上下其手、雁过拨毛，什么火耗、拆色、堆尖踢斛等等手段，中饱私囊。又使农民额支付出了许多费用。所谓苛捐杂税，就是指这些所况。
而所谓差役，其实就是地方上的一些公共工程，如修城墙、建桥、筑堤、辅地等，都让农民做免费的义务工，当然在为地方官员干点私活，自然也就是再所难免的了。而农民做这些事情，不仅拿不到一点报酬，相反还会误了自己的农活时间。因此的差役对农民来说，是另一个沉重的负担。
因此在中国古代，减税历来都会被视为是最大的德政，因为免除农民的税收，实际就是保障了农民的绝大部份收益。而且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无一例外都会打出“免税”的口号来。如果研究李自成的发展史，就会发现，李自成真正开始成势，正是从他打出三年免征的旗帜开始。而天朝太祖在打江山的时候、斗地主分田地，本质也是在减轻农民的付担。
尽管从长远来看，收取农业税是必然的，因为在现在这种社会生产力落后的时候，没有那一种税种能够替代农业税。要知道在另一时空里，一直到了二十一世纪，天朝才完全取消了农业税。但在短期内，商毅现在要嬴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也只能通过免税这个办法，否则就是分给百姓再多的田地，依旧收取重税，一样没用。至于财政收入，还是尽量要另想办法，盐村就是一个。同时商毅也留了一个后手，不是还有一部公有土地吗？其实公有土地三分之二的收入都归了政府所有，这也不少了。
另外目前商毅有许多建筑项目，因此也需要大量人力，光靠俘虏也不够，因此对农民分派差役也是再所难免，这也是商毅看重人民公社的最大地方。只能用工资的形式，对农民给予适当的补偿，但这也比过去白用工的差役制度要好得多了。
现在分到了土地，税也免了，自然也不用再向地主交租，而且在收购粮食时，也没有那么多额外的支付，差役也有收入，因此百姓们为这两条新的税赋差役制度欢呼，也就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而且也令不少外村来看热闹的百姓也十分眼热，恨不能自己的村子也加入这个人民公社。
各项规度都定下来之后，接下来就要进行各村村委会和各社员组的建立，和重新仗量分配土地的工作。因为现在以经临近新年，开年之后，马上就要开始春耕，因此百姓们都希望能在春耕开始之前完成土地丈量和重新分配。但土地丈量和重新分配可不是小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跟本无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