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格非也道：“大人说的有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咱们和和气气做生意，也不欺负人，但绝不会受别人的欺负。”

商毅又问道：“我刚才听那雇工的人说，要雇家里有织机的人。这些散户家里都有织机吗？”

王柏道：“这些散工又为分两种，一种人自家就有织机，只用从其他大作坊那里领了生丝，自己回家去织造。也有人没有织机，只能到大户的作坊里去用他们的织机工作。”顿了一顿，他又道：“不过家里有织机的散户是少数，而且家里多半都还算宽裕，因为一台织机可不便宜，少说也要二十两银子上下，一些上好的提花织机，达到六七十两银子也说不定。还有不少人本身自家就是小作坊，平时就家里几个人自己织造一些素织的丝绢，在没有活做的时候，也出来揽一些活做。”

商毅想了一想，又道：“现在苏州最大的织户一般都有多少台织机？”

王柏道：“一般的大户都有七八十台到上百台织机，只有江苏织造局才有近千余台织机，小的只有三四十台，我们现在谈好了三家作坊，如果全都买下来，可有一百多台织机，可以算是苏州最大的织户了。”

商毅笑道：“一百多台织机有什么用，咱们要做丝绸生意，那就做最大最好最强的。最好的织机也就六七十两银子，一百台也就只有六七万两白银，又算得了什么？”

李格非道：“大人说得是，小打小敲，做的有什么意思。否则我们也不用这么劳心费力，到苏州来开织造厂了。”林之洋和张庚秋听了，也都频频点头，但王柏和程协祥的脸色却都明显有些不自然起来。

商毅把他们的表情都看在眼里，同时对自己的这五个合伙人也有了新的评估，林之洋到底是豪商家族出身，而李格非和张庚秋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也做惯大手笔，因此对自已的计划从一开始都十分支持。只有王柏和程协祥毕竟是内陆商人，目光窄浅，只看眼前的营头小利，而缺乏冒险精神，虽然他们嘴里没说什么，但心里一直在犯嘀咕，但心商毅把织造厂弄得大了，到头来不好收拾。当然这也是这个时代中国商人的通病，对他们还需要多加以引导。

而在另一方面，商毅也知道，这就是明末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荫芽状态。所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荫芽，其实就是指一种完全脱离土地的雇佣生产关系，织工全靠赚取工资而不是农业生产为生存，以经居有了一些早期工人的某些特征。当然这也是中国沿海一带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不过尽管明末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但资本主义荫芽的发展却十分脆弱，苏州的织造业构成方式多种多样，但最大的织造坊也不过百台织机，以家庭为单位的中小型手工生产作坊还是占了大多数。而且纯粹靠工钱生存的织工并不多，大部的织工本身还有田产或是佃农，只是在农闲的时候才出来找活干。因此尽管清朝的商品经济比明朝要逊色得，但资本主义荫芽却比明朝更为发达，就是因为清朝的一些类似作坊的规模更大，而且靠工钱生存的早期工人也更多。

但从总体来看，无论是明清两朝，资本主义荫芽的发展始终都十分弱小，起不到瓦解小农经济，家庭生产方式，促成社会分工，引发革命，建设新型生产关系的作用。也使中国始终徘徊在封建专制的社会中，难以取得突破性发展。

不过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是向后世一些人所说，是清军入关打断了中国的发展。事实上清军入关之后，在政治、经济上几乎全盘山寨了明朝的制度，只不过专制更严厉，手段也更残暴得多。即使没有清军入关，按明朝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同样也无法取得突破性发展，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不过现在不同了，既然商毅来到了这个时空，致少也要尽自己的力量，为中国的发展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尽量让中国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尽管历史发展不是以个人的力量能够左右的，但也不能否认，个别的突出人物，能够在某些历史发展关建时刻，推动甚致改变历史的方向。

现在的中国，可以说以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方面社会发展以经初步俱备了资本主义发展革命，改变生产关系的条件，而另一方面，古老的传统和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又在阻碍看新生力量的发展。中国其实正在革新与守旧两端徘佪不己。只可惜在另一时空里的中国，最终还是选择在守旧的道路上一路走到黑，错过了这个历史的最佳时机。

但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人能够使一把力。把中国拉上另一条道路，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也是后世一些历史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只不过商毅现在却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虽然不一定能够保证成功，但至少也要去试一试，就算是失败了，对中国来说，也并没有什么损失，大不了还是回到另一时空的老路上来。如果连试都不敢试一下，自己穿越这一次，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一次在苏州办织造厂，也就是商毅决定做出的第一次偿试，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荫芽还很弱小，那么就尽自己的努力，使它尽力壮大，商毅相信，只要自己这次办厂成功，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效仿，必然会带来一次丝绸生产的大发展，造就更多的产业工人，并且还会带动其他的产业发展，那么自已的目地也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