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商毅向众人详细解释，城墙修成棱型结构的优点，但还是有些难以接受，因为唐镇提出，如果要达到商毅所说的这旦功能，在每面城墙上修马面就行了，没有必要修成这样尖尖角角，奇形怪状的。

商毅当然知道，所谓马面，就是一般在大城的城墙都会有几个如齿轮状突出的部份，相隔约一射之地，从而对攻城者形成个三方向的打击。实际也是达到棱型结构城墙的效果。

但和棱型结构城墙相比，马面如果修得过小，就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修得过大，则会增加修筑城墙的成本，和守城的兵力。最重要的是由于马面也是正方形，同样会给攻城的一方留出一个攻城面。尽管这个攻城面不大，但在城上能驻守的兵力也同样不多，相对也比较容易被攻破。虽然攻下马面之后的立足点并不大，守城军队也容易的反扑夺回，但毕竟是给攻城部队留出可趁的漏洞。要知道在战斗中，任何一个小小的细节，都是足以致命的。

而棱型结构城墙却没有明显的漏洞，那怕是敌军只进攻尖角处，另一侧的同伴也一样能够支援得上来。因此在重建城墙时，商毅仍然选择棱型结构的城墙。

其实商毅的解释并不能完全让唐镇等人心服，但基于他们对商毅一惯的相信，还是同意了商毅的意见。而现有的城墙也不拆除，就在现有城墙的外围，开始重新修筑，这样穆陵关就成了双城墙结构，防守自然也更加牢固了。

然而就在商毅和工匠们准备勘测地形，确定城墙范围的时候，催他出兵的公文又送到了穆陵关。而且这一次不仅是来了公文，还有崇祯的圣旨。当然在圣旨里，崇祯到没有责怪商毅，而是将他过去的功劳又赞扬了一番，又说现在国事危急，以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此请商毅尽快出兵。

原来在五月二十九日，张献忠攻下了武昌府，住在武昌的楚王朱华奎被张献忠放入笼中，沉江而死，楚王府的宗室人员也全部被斩杀，据说当时从鹦鹉州到道士洑之间，浮尸蔽江、一片凄惨景象。而楚王府库藏的上百万两金银，二十万石粮食，也全归张献忠所有。

而在此之前，李自成是在崇祯十五年（1162年）闰十一月从南阳进军湖广。将驻守湖北的左良玉打得大败，引军退守到九江，根本就不敢向湖北靠近一步。结果只用了三个多月，李自成就己攻下了襄阳府，荆州府、承天府、汉阳府、德安府、黄州府等地，整个湖广以北的广大地区，被这两位农民军的大佬一人一半的瓜分。

李自成在攻取了湖北大部之后，以在襄阳组建自己的政权，虽然还没有称王称帝，建立国号，但自立为奉天倡议文武大元帅，改襄阳为襄京，并分设官职。衍然以经开始和明朝分庭抗礼了。

在政权建设的同时，李自成还展开了血腥手段，清除异己，以更独揽大权，在军中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在当时，李自成部实际是由李自成、罗汝才、革、左五营三支力量组成。虽然以李自成实力最大，但另两支也不容小视。于是在崇祯十六年（1163年）三月，李自成诱杀了罗汝才和革、左五营领头的贺一龙，革、左五营的另一位头领马回回逃到湖南。而李自成收编了罗汝才的部份和革左五营的其他三营。随后李自成又纵兵消灭了活动于河南一带的小袁营，首领袁时中被杀。

至此，李自成己拥有河南、湖北之地，拥兵五十余万，而且大权独揽，以经拥有了争取天下的实力。

这时张献忠的势力尽管还不如李自成，但在攻取了武昌之后，又收编了部分罗汝才和革、左五营的旧部，实力大增，便也学着李自成的样子，在武昌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来。而且他比李自成还更进一级，自称西王，以楚王府为王宫，称明朝为朱朝。同时还颇有附庸风雅之意，还完起了开科取士的游戏，还录取了状元、进士，并授以官职。

两位农民军的大佬都开始向着正规化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崇祯自然是坐不住了。正好这时陕西总督孙传庭上疏主动请战，要统兵东出潼关，进取河南之地。崇祯正是无人可用之时，难得孙传庭主动请缨出战，自然是大喜过望，立刻就要下诏调孙传庭出关平寇。

不过朝中也有不少官员认为孙传庭出关是冒险之举，因为孙传庭部几乎是崇祯的最后家当了。一但有个闪失，不仅关中难保，而且还会危及全局，因此孙传庭还是应该暂时呆在陕西不同，视吴甡督师的结果而再作决断。

但内阁首辅陈演却极主张孙传庭出关，可从和吴甡、左良玉形成南北夹攻之势，有望一举击溃李自成和张献忠。当然陈演的实际目地，还是为了分一分吴甡的功劳。

但陈演的主张却是正中崇祯的心意，因为这个时候的崇祯，就像是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将自己所有的本钱全部都押了出去，做最后一搏。因此崇祯不顾其他大臣的反对，立刻下旨，进孙传庭为礼部尚书，改任督师、总制陕西、四川、河南军务，赐尚方宝剑，尽早领兵出关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