晗好于诏书颁下不久，天公凑趣，普降甘霖，百姓因而对太宗皇帝更加悦服，以为他发下宏愿，皇天佑之，洵以太宗皇帝为民之父母。

臣少年时曾相伴与太宗皇帝左右，一日，进入御苑，见到蝗虫，臣亲眼见太宗皇帝捕捉了几只，捧在手心里，对他们祷告道：‘百姓以谷物为性命，但汝辈却专吃谷物，这不是要老百姓的命吗？不如来吃朕的肚肠吧。’

言罢便举起蝗虫，意欲吞下，时有内侍王德慌忙谏止太宗皇帝道：‘陛下不要吞，这等恶物吞下去，或许会有害陛下之贵体，导致疾病。’

太宗皇帝却道：‘朕之民受灾，还怕什么疾病。’

随不听侍臣的劝告，竟然将蝗虫吞了下去。此举虽属意气用事，无益于事，蝗灾依旧肆虐，但太宗皇帝心系万民，对蝗灾忧心如焚，甚至以身试蝗的种种行为却打动了臣民们的心。从此全国上下都在太宗皇帝的号召下，与灾害相抗，官府开仓，富户纳粮，终于熬了过去。”

李贤闻言，也不禁心驰神往，道：“皇祖宅心仁厚，心怀万民，朕当以为榜样！”

杜睿接着道：“虽小民以讹传讹，言吞蝗后，蝗灾即息，这自然是百姓们对太宗皇帝的一种神化。事实上，太宗皇帝吞蝗之事实有，而蝗灾的消除则是自然而然的，这二者之间并无关联，主要还在于太宗皇帝带头对抗蝗灾，并动用国库钱粮赈济百姓，使这灾害深重的一年不至于饿殍遍野，赤地千里。太宗皇帝一系列对抗灾害的行为是难能可贵的，他在这一年中树立起来的仁慈圣主形象，极大地鼓舞了臣民们和灾害相对抗的斗志，也极大地加强了臣民对当时即位才两年的太宗皇帝的信心。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可以说天时不利。由于霖雨形成涝灾，关内大饥，贞观元年一斗米竟然值绢一匹，贞观二年，天下蝗灾，贞观三年，很多地区又有洪水为患，饥民遍及天下。

太宗皇帝顺应民心开国库，输钱粮，百姓都感恩戴德，虽然为想吃顿饱饭而东奔西走，甚至走到别的州县去，但未尝口吐怨言。直到贞观四年不再闹灾害，在官府的帮助下，百姓于这一年获得大丰收，流落外地的灾民也都回到了家乡。臣记得那一年的米，一斗不过三四钱，那一年东至于海，南到五岭，都外户不闭，行旅之人不带干粮，饥食供给，于道路上就可买到。这都是太宗皇帝一朝，君臣上下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赈济灾区，勤抚百姓的结果，也是勤劳善良的百姓们对朝廷增强了信心，对前途充满希望，辛勤劳作的结果。可以说，作为一名帝王，太宗皇帝在这三年中所树立的体恤百姓、唯愿灾移自身的仁主形象，在这三年中是一直辉映在臣民心中的。

太宗皇帝不但自己体恤百姓，而且经常教导先皇和大臣要爱惜百姓。先皇初为太子之时，深居东宫，嬉戏无度，颇亏礼义，不爱学习，太宗皇帝深以为忧。曾对臣说过一番话：‘朕十八岁时尚在民间，深知百姓之疾苦。如今身居大位，处理政事治理百姓，仍不能没有过失。太子生长于深宫之中，从未到民间体察过民情，百姓的艰难困苦不曾耳闻目睹，将来一旦让他治理天下，能体恤民情吗？能不骄矜而贪图逸乐吗？卿常在太子左右，负责辅佐太子，正其言行，不能不极谏，使他多留意民生之多艰，使他懂得守成之不易。’

是以臣便常随先帝走访民间，先帝宅心仁厚，观百姓疾苦，时常流泪自省，这才方有贞观之后的永徽之治。

太宗皇帝曾对臣说过‘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复舟，所宜深慎’。臣无状，得幸太宗皇帝擢拔信重，又蒙高宗皇帝托孤以待，无时无刻战战兢兢，深恐有负重托，圣上初登大位，当时时自省，万勿懈怠，以负万民之望！当知得民心者得天下，作为帝王，一定要执政为民，心为民所想，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圣上的大业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得民心者的天下，这是历朝历代以来统治者都信奉的一条至理。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主张君王执政应以民为本，民心所向即为天下趋势。

三国时的司马懿，其临死前对司马师和司马昭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君子之心者得诸侯；得诸侯之心者得士大夫。”

《左传·昭公七年》：“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类，官职不则，同始异终，胡可常也？”

《汉书·息夫躬传》：“推诚行善，民心说而天意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