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自宋太祖以来的这一千多年来，华夏民风已被自己或被异族改造得乱七八糟，已经不再是先秦、汉唐时代的国人了。开始在外来异族的侵略面前不自信了，西晋后虽有“五胡乱华”，但那时炎黄子孙还是自信的，还是有尚武底蕴的，至少还有冉闵的杀胡令。

可是宋以后，汉奸与“汉奸文化”书写进了华夏文明的历史，小小的异族竟然让亿万的炎黄子孙多次受辱，华夏的尚武国风之衰由此可见一斑。

有谁知道汉族之称就是来源于匈奴对我们的赞叹，匈奴骑兵曾经横行西域，也曾骚扰过中原，余部也曾扫荡欧洲。但是匈奴人却始终无法企及中原的富饶，被两汉逐杀于大漠之间，每当忆起汉人，其必赞曰：“壮哉，汉家男儿！”

汉人之称自此随着匈奴坐骑踏遍西域大漠甚至欧洲，许多西域国家也如此称呼华夏，自此“汉族”与华夏有缘。当然，这是建立在军刀下的威严，是敌人对华夏民族由衷的敬畏。那句铿锵有力的话依然回梁缭绕：“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当中庸文明和尚武文明相遇时，吃亏的总是前者。也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很少有人会认为蒙古人和满人文化比汉人文化优秀，但却是蒙古人和满人征服了汉人。清代康熙，乾隆都对汉文化极推崇，但在一件事上却甚为坚持，那就是不让满人士兵汉化，因为他们相信满人士兵的汉化会使他们丧失尚武精神。中国版图大扩张的两个朝代，元朝和清朝都不是汉人的朝代。

当下的大唐承袭隋风，隋朝可以说是华夏历史的颠峰时代，那时华夏可以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没茬找茬的随意的打他。即使是被后世一些人诋毁的三征高句丽，最后的结果也是高句丽王高元大为恐惧，谴使请降。

史书记载：大业十年又率师渡海，至卑奢城，高丽举国来战，护儿大破之，斩首千万级，将取平壤，高元震惧，遣使诣辽东城下，上表请降，帝许之，遣人持节诏护儿旋师。

即使隋朝在灭亡前，周遍各国也是尊服大隋王朝给隋朝朝贡的。《隋书》、《北史》都记载道：“大业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

那时华夏的武力强盛，边塞诗歌也大气辉煌，那时代的军歌精神是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充满自信。

诸如贺若弼的《遗源雄诗》：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

隋炀帝杨广虽然臭名远扬，但是却被突厥人尊为“圣人可汗”，“自天以下，地以上，曰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曰，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曰也。”

华夏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朝代的帝王比隋朝的皇帝西巡走得这么远，也没有一个朝代的帝王让异族首领跪地膜拜，惟有大隋皇帝。

当时的隋朝是走出的帝国，是中国民族是开放的高傲民族。以至于有人感叹“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突厥的单于已经投降入朝朝拜了，我上哪去打仗觅取战功？

单于入朝谒比起单于夜潜逃来更显示华夏帝国的强盛，不战而威。

华夏需要尚武精神，而且少不得尚武精神，所以当李贤提出要为尚武精神，树碑立庙之时，杜睿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