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官会每月轮流作为元老院主席，第一元老则会作为议场的领导人。如果两位执政官同时缺席，通常因为战争，资深的行政官，大多数是裁判官，会扮演主席角色。

在元老院中筹划工作本来是执政官的职责，不论是自己动议或是向元老征求他们对某个特定议题的意见，但当执政官缺席时这便变成第一元老的工作。在元老院会议中，第一元老会最先发言，而所有具备发言权的人都要严格遵守一条规律，平民的发言一定要在同等地位的贵族发言之后。

这里的辩论是没有限制的，而且现在被称为议事妨害的惯例是当时常用的招数。有关琐碎事情的选举可靠发言或者举手等方式投票，但是重要的或官方的动议要靠议场分区来决定。事务一定要由一群被选出来的人执行，但是外人不会知道当中有多少是元老院中的议员。元老院会被分成十人团区，各自由一位贵族领导，因此在任何时间都必须有至少三十位贵族元老。原则上，元老是禁止在外从事与土地权益无的关的生意，但是这原则时常被忽视。

所有元老都有资格戴上元老指环，起初时是铁铸的，后来用黄金。古老的贵族，例如尤利乌斯·凯撒家族，继续戴铁指环至共和国末期，及穿着一种长达膝盖的短袖束腰外衣，在右肩上带着一条五英吋宽的紫色条纹。无票决权元老则穿白色长袍，没有装饰。而曾经担任有座椅资格的元老有权利去穿镶紫红边白长袍。同样地，所有的元老都穿紧褐红色的皮靴，但只有曾有座椅资格的元老才可添加半月形的带扣。

直到公元前123年，所有的元老都也属于骑士。直到盖乌斯·显普洛尼乌斯·格拉古立法将这两个阶级分开，而且把后者定为骑士经济阶级。在罗马的政治中，骑士经济阶级的成员都拥有强大的富豪政治力量，而且他们的商业活动是没有受到限制的。元老的儿子以及其它元老家族的非元老成员都被纳入骑士经济阶级，他们有权穿有紫色条纹的短袖束腰外衣作为他们本来属于元老院一员的象征。

在尤利乌斯·凯撒的独裁官任期间，他向元老院引入了一种不同的会员资格。他把议员增加至900名，并令许多拥有拉丁或意大利背景的罗马公民在院中占一席位，亦使得他那些在内战期间表现英勇及有能力忠诚支持者成为了元老。虽然打算夺去那些固执保守派，像好人，在院中的权力，但这项改革却令到元老院在元首政治之下变得虚有其表。改革前元老院的残存者在罗马的政治体系中仍然拥有自己的地位，但其重要性已经大不如前。元老院在西罗马帝国末期还存在着，它有所记载的最后议案是在578年至580年间派遣两位使者至提贝里乌斯二世·君士坦丁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

与此同时，君士坦丁一世在君士坦丁堡已经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元老院。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它拥有的只是名义上的权力而非实权，元老院制度也就此衰败了。

狄仁杰乍一听到杜学武居然要仿效古罗马的元老院制度的时候，不由得一愣，他身为杜睿的学生，对于欧罗巴的一些事情，自然不会陌生。

在狄仁杰看来，仿效古罗马的元老院制度，根本就是一种倒退，但是听了杜学武的解说，他才明白，杜学武方才所说的仿效，是什么意思。

几千年前存在于地中海的元老院，在罗马的政治中掌握有可观的权威，指导着国家的一切大事，这恐怕是民主最早在人类社会的体现。

在古罗马人的世界观里，虚构的神是最伟大的，敬畏神作为这一社会的准则，而人作为神的玩物，他们相互是平等的。在元老院下边还百人会议，部族会议，以及平民会议这样平民议事机关。

古罗马的元老院制度是少数人决定大多数人的制度，区别于独裁，却恰恰是专制的体现。一个权力集团集中着整个社会的权利，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利，那时说法制基本是扯淡。大势之所趋，元老院最终腐化为一群堕落的社会蛀虫，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如果只是单纯的照搬的话，其结局可以想象。

再说说华夏的历史，可以看得出从陈胜吴广之后依靠农民阶级走向统治地位的人最终将会被农民推翻，历史可笑的重演着，上演着一幕幕痛苦的最后狂欢，痛苦的永远都是苦难的人民，狂欢的永远都是统治阶级，统治者一直标榜的儒家秩序在关键时刻总不会起作用，这个社会的秩序还是被写为“得民心者得天下”。

其实不管这个历史怎么翻江倒海，人们始终都没见到其创造一个民主的社会，杜学武对民主的最简单理解就是“人人平等”。

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平等，这个平等也不是统治阶级说平等就平等了，所以人们只能见到不停的改朝换代，底层人们始终争取他们渴望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而大权在握的阶层只会为了让自己获更多资源，这些资源不会凭空出现的，只能靠其手中的政权来无情的剥夺，人就是这样，一方面希望社会资源的平等，另一方面却希望自己能比他人多得到社会资源。

杜学武跟随在杜睿的身边学习了多年，他理解的最为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一一法制是建立在民主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