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睿接着又道：“新年伊始，我大唐重中之重，还是经济发展，诸位请看，本官细细分析了一番近年来我朝税负的细情，这图表下面横向的代表年份，左边纵向的代表商税的多少，而根据每年商税多少连起来的这线曲线，就代表着大唐开国以来的经济波动情况。”
杜睿绘制的这张曲线图非常简单，经过杜睿的解说之后，众臣也都看明白了。
他们虽然觉得简便，但是杜睿要将这些数据统计出来，并且还有绘制成图，这其中要求多大的工作量，也只有杜睿自己知道了。
“还有这两份图表，一份是我朝各年份军队数量的增减情况，还有一份是我朝历年的灾害大致情况。”
一众大臣仔细的看着这三份图表，许久没说话，神情若有所思。
李璟恒率先问道：“首辅大人让我等看这几份图表，究竟想说明些什么？”
杜睿点点头答道：“劳长沙郡王动问，从这三份图表中，想必各位已经看出，我大唐的经济，与军事、灾害有着密切的关联。”
户部尚书高智周微微颔首道：“恩师说得不错，但凡灾荒之年，对经济民生影响巨大。”
杜睿吩咐人将三幅图都挂在墙上，接着道：“诸位请细看，我朝军队数量及战争的那份曲线图，可是与经济波动的曲线图颇为相似？以前我们通常认为，军队和战争都是国家经济的拖累，但从这几份图表看来却不尽然如此，大唐的军队数量，从高祖武德年间开始不断增长，到高宗永徽年间与大食开战时达到顶峰，各位再细看，我朝的经济并没有随着军队数量、战争数量的增长被拖垮，相反，商税岁入是随着军队及战争的数量增长而增长的，两者之间就好像是一对孪生兄弟。而近些年，虽然没有战争，但是因为先帝增强武备，经济同样是在发展，特别是前段时间扩充禁军，经济发展更是攀上了一个高峰！商税达到了上半年的总和！”
商税收入代表着国家的经济繁荣程度，这是不用怀疑的，自打杜睿在贞观年间变法之后，商税就已经成了大唐的税赋的重中之重了，杜睿这番话有图表为证，谁也反驳不了。
杜睿接着又道：“军队数量的增加，以及战争期间，我朝经济反而会变得更繁荣。这一点从图表上已经清晰地反映出来。本官细细想来，略有所得，说出来若有不当之处，再请各位指证，首先，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与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市场商品的交易量，以及流通速度的快慢。我朝军队主要是以实物供给，军队数量增加之后，实物需要随之增加，朝廷每年为此支出的平均数为一万万贯，而这笔支出大部用于采购军须用品。这实际上就给市场创造了庞大的商品需求，无数的物资向军队汇集，而这个汇集的过程，也就是交易的过程，无数的商人和百姓从中获利，进而推动的大唐商品经济的繁荣。而我朝大部分百姓靠农耕为生，平日里大都是自给自足，只有少量的生活必须品，如盐、茶、农具等，才需要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易。在这种情况下，农耕百姓虽多，但对市场的商品交易的活跃程度起不到关键作用。因此军须品的采购，对大唐经济的促进作用就突显了出来，直接影响到我朝的经济繁荣程度，简单来说就是，朝廷花钱采办军需，商人获利，而随着交易量的增加，他们所要上缴的商税就越大，当然大部分的钱还是被商家赚取了，但是他们赚了钱，却用这笔钱来扩大商业规模，同样给朝廷带来了更多的税收。以前，大家总是以为国库中藏的钱越多，国家就越富强，从直观的角度来说，国家不富强，国库就不可能盈余这么多钱，这一点没错。但是，国家有钱了，是不是尽量存在国库里不花才是对的呢？很显然，这是不对的。从本官统计的这几份图表可以清晰地看出，国家花的钱越多，经济也越繁荣，而经济的繁荣，又进一步带给国家更多的财税收入，只要处理得当，就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因此，今天本官要跟各位讨论的，就是怎么花钱，如何在保证朝廷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把国库的钱以最恰当的方式花出去，以便能最大限度的促进大唐经济民生的发展。”
杜睿这么一大通话，让在坐的一众大臣们顿时觉得有些浑浑噩噩，人人感觉脑子似乎不够用了。
自古以来，每朝每代都千方百计想着如何开源节流，以使国库里能多存些钱，为了达到开源节流的目的，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倡导节俭，就拿太宗皇帝来说，一身龙袍能穿几年，一些边角处都能看见补丁，还有每餐的膳食也是简单的让人瞠目结舌，甚至在贞观初年的时候，只有月初，月中才能见到一点儿荤腥，为的就是开源节流，可是那样当真富强了吗？
富强没有，大臣们并没有只管的感受，他们只觉得开源节流是正确的，可是现在，杜睿却是对他们说，要怎么花钱，这未免让人觉得十分荒谬。
可杜睿所提供的这几份图表上的数据表明，确实是朝廷支出越大的年份，经济越繁荣，太宗贞观年间，因为杜睿的环球航行，以及累次的对外战阵，掠夺，让国库里积攒了大量的钱财，可是贞观朝的大唐经济却没有好转，百姓虽然生活安乐，但那是因为大唐的经济模式还处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制度下，百姓们的生活好了，但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却并没有得到飞跃式的提升。
而到了永徽朝，虽然杜睿被罢黜，但是他所遗留下来的施政方向，却被李承乾完美的继承了下来，那就是极力刺激大唐的经济发展，以国家带动民间，一同消费，直接刺激了民间的商品经济发展，并且有了取代农耕经济模式的趋势。
可是在座的这些大臣们，虽然也接受了贞观变法以来的时代脉冲，可是让他们从几千年以来的小农经济思想一下子转变过来，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