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好比说，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份在奴隶种植园里的监工的工作，这个人也就得服从于奴隶制的规则了。这就是说，一种罪恶的社会制度，不管它有着怎样崇高的道德目标，他们最后的结果，无论如何也是会把这个制度下的人们都变成魔鬼的。

后世的国人也曾试图改变这种绝对权力，绝对腐化的现象，并且付诸实施，最早的就是被奉为国父的孙某人所提出的五权分立理论，后来还将其纳入中华民国宪法当中，实际应用到中华民国政府的组织架构当中，在总统之下设立五院，分别是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及考试院。

五院也成为中华民国政府的最高层级机关。其中立法院享有立法权，审核权，宪法起草权，司法院享有审判权，检察权，宪法解释权，行政院享有行政权，考试院享有考核权，裁撤权，监察院享有监察权，弹劾权。

五院制称得上是共和理念在国家政体上的具体实践，其理论来源是孙某人的五权宪法的思想。作为国民政府的政权组织形式，五院制是逐渐发展并完善的。

1925年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因当时的战乱环境，政府一切均受国民党领导，立法与司法并没有分离。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为扩大民主，防止独裁，未设主席，而是采取委员制，政府机构有所扩充。

“四·一二”事变后，蒋某人以军政时期政权由军人掌握，国民政府的一切实际大权均由蒋某人掌握。

1928年，胡汉民、孙科等在巴黎联名提出一份《训政纲领草案》，提出国民党重心转移至训政，此时“以五权制度作训政之规模，期五权宪政之最后完成”，建议建立五院。这个主张一方面是为了践行孙某人的“五权宪法”理念，但更重要的是为了限制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蒋某人，实行分权共掌，而且这也为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所接受。

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政治问题议案》，议决“依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应设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逐渐实施。”

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训政大纲》，并正式公布了五院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从而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的基础。以上五院相互独立，各自行权，五院正、副院长由国府委员担任。凡国民政府公布法律，发布命令均需由主席会同五院院长共同署名。

在《训政大纲》中还规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

这实际上将国民政府的组织架构纳入到了国民党统治之下，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提供了依据。

虽然五院制架构已经形成，但是在此后的20多年间内，国民政府组织法又经多次修改，而且这些修改大多都是以蒋某人为中心，这主要是体现在国府主席与行政院长之间的权力消长。

当1928年10月蒋某人就任主席时，他为了集中自己的权力，在1931年6月修改了政府组织法，将五院正、副院长的任免权集中在自己手里。

而在1931年12月蒋某人下野，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时，又重新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削减主席实权，主席只是作为中华民国元首，不负任何实际政治责任。此时的实际权力由行政院长蒋某人掌握。

1943年林森病死后，蒋某人重新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并又再次修改政府组织法，恢复主席的实际权力，规定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可以说，在这些国民政府组织法的背后，都是为了蒋某人的实权，以便其能掌控整个国民政府，实现其个人独裁。

可见，实际操作中，五院制政府并没有做到五权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