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尤其是封建时代的女人，要得到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男人的持久喜欢，那可不仅仅是长一张漂亮脸蛋、抛几个媚眼、扭几下楚女腰肢就能轻易做到的，对于这个女人来说，既要玉洁冰清，又要超凡脱俗，时常能够给皇帝以新鲜的感受；既要爱学习，又要会学习，随时能够更新自己的知识，做到博览古今，眼光长远；既要有悟性，又要有德行，跟得上皇帝的思路，听得懂潜台词，能搭台亦能补台，及时救过补阙，让皇帝倚为智囊，同时还要得到周围的尊敬与钦佩，给皇帝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家庭氛围。总之，她必须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女人和妻子。

纵观刘娥的经历，当初她应该文化不高，但从后来的发展看，她绝对冰雪聪明。《宋史》有这样一段关于她的评价：“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闱事有问，辄傅引故实以对。”

根据这段话，至少能得出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刘娥有悟性，爱学习，不仅学习书本上的，还对朝廷大事非常关注，博闻强记，能把书本与现实对应参照；二是宋真宗每天通过奏折了解到的天下事，很多告诉了刘娥，她都记在心里，说明她是个有心人；三是宋真宗在处理某些朝廷大事的时候，常常同刘娥交流看法，征求一下她的意见，她往往能把以前的同类案例告诉宋真宗，说明她对知识能做到融会贯通，掌握了不少处理国家大事的方法与技巧。

大约从天禧四年开始，由于宋真宗中风在床，不能坐朝，便将政事交刘娥处理，“帝久疾居宫中，事多决于后”。宋真宗在床上一躺就是几年，这期间，作为皇后的刘娥，不但要照顾生命垂危的皇帝，还要教养年少的太子，更要决策天下大事，真是内外兼顾，日理万机，对于刚刚直面国家大事的她来说，可谓小试牛刀，但她也的确没有使宋真宗失望。

皇帝有病，大臣就会闹政变，这几乎是人治社会下的条件反射。台上的宋真宗奄奄一息，台下那些人就开始搞阴谋诡计，甚至磨刀霍霍了。当时，寇准任宰相，但他嘴巴不严，把还没议定的朝廷大事提前泄密，因而被罢，由丁谓接任。太监周怀政想浑水摸鱼，秘密策划废除刘后，诛杀丁谓，拥立太子，结果被人告发，身首异处。

这些里里外外的变故，无疑给孤立无援的刘娥以生死攸关的考验，风声鹤唳之间，刘娥沉着地决策，果断地处理，招招精准，总算平稳过渡，足见其超常的胆识和魄力。

乾兴元年，宋真宗病逝，太子继位，即宋仁宗。由于宋仁宗年仅十三岁，少不更事，宋真宗临死前遗诏说：“尊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于是，刘娥由皇后变成了皇太后，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成为了大宋王朝的真正决策人。当时，为了太后与皇帝如何坐朝，大臣们争议不休，宰相丁谓建议，朝会时，皇帝坐朝承明殿，太后另择地方听汇报。

刘娥认为不可，她说：“皇帝视事，当朝夕在侧，何须别御一殿？”

于是，宋仁宗与刘太后五天上一次朝，皇帝居左，太后坐右，皇帝称“朕”，太后称“吾”。从此，刘娥这位出身低微的川妹子，开始了长达十一年显赫一时的垂帘听政生涯。

这十一年，刘娥既是决断天下大事的实际当权者，同时也是小皇帝的母亲，她丝毫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要求宋仁宗随自己一起处理政事的同时，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上。她特意在崇政殿的西厢房，给宋仁宗安排了一个专门读书的地方，不断邀请全国最有名望的博学鸿儒，给他讲经习史，朝夕诵读，不但修学，而且修身，不但立人，而且立德，为宋仁宗这位后来的中兴之主，奠定了扎实的学问根基。

这十一年，刘娥女子当国，垂帘决事，天下大事并未因她是女流之辈而荒废，反而处置得当，政令畅通，“初，仁宗即位尚少，太后称制，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

对身边人和家里人，也都能掌握分寸，要求严格，左右近习亦少所假借，宫掖间未尝妄改作，内外赐与有节。

这十一年，刘娥权力如日中天，那些卖乖取巧的大官小吏便蜂拥而上，希望通过投其所好而从中渔利。小臣方仲弓上书，建议刘娥效仿武则天，为刘氏祖宗立庙，遭到她的怒斥，太常博士程琳敬献《武后临朝图》，暗示女子当国有先例，刘娥把图扔到地上，大声说：“吾不作此负祖宗事。”

刘娥处在权力巅峰，始终以国家前途为重，以天下太平为重，没有枉法徇私，原则问题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这是值得称道的。

然而，权力如同一个磁场，权力越大，磁性越强，磁性越强，负荷越重，有利也有弊。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不少人嘀嘀咕咕，批评太后专权，后妃干政。

她六十大寿，孝顺的宋仁宗准备率百官给她行拜寿之礼，秘阁校理范仲淹认为这是皇帝家事，不必等同国事，上书反对。

随着宋仁宗年龄的增长，要求皇太后还政于皇帝的呼声从未间断过，有的甚至给皇帝联名上书。可以说，在刘娥专心政事、辅佐少帝的这些年，朝廷上下对她的诟病与攻讦不绝如缕，而所有的指责，都是因为她的身份与性别，认为权力与身份不符，名不正而言不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