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确定下来的就是李承乾的谥号，为此一众大臣炒作了一团，这个谥号在他们看来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皇帝生前文治武功，品行道德，都要在那几个字当中体现出来，这是礼法，马虎不得。

例如高祖李渊因开创了大唐帝国，谥号为太武，太宗皇帝李世民因为打造了一个贞观盛世，谥号为文。

这个谥号就好像对一个人，人生的总结一样，非但马虎不得，而且还不能随便乱加，谥号制度形成，传统说法是西周早期，即《逸周书·谥法解》中提到的周公制谥。

周王室和春秋战国各国广泛施行谥法制度，直至秦始皇认为谥号有“子议父、臣议君”的嫌疑，因此把它废除了，从他这个始皇帝开始，想传二世、三世以至无穷，可惜只传了二世，直到西汉建立之后又恢复了谥号。

皇帝的称呼往往和年号、谥号和庙号联系在一起，比如汉高祖就是庙号，隋炀帝就是谥号，乾隆皇帝就是年号。一般最早的皇帝谥号用得多，后来庙号多，明清则往往年号更深入人心。

夏商时代的王没有谥号，往往直呼其名，他们的称呼多数用干支，例如太甲、孔甲、盘庚、帝辛，这究竟是排行还是出生年份，在后世也是众说纷纭，谥号是周朝开始有的，但周文王、周武王不是谥号，是自称，昭王穆王开始才是谥号。

所谓谥号，就是用一两个字对一个人的一生做一个概括的评价，算是盖棺定论吧。象文、武、明、睿、康、景、庄、宣、懿都是好字眼，惠帝都是些平庸的，如汉惠帝、晋惠帝都是没什么能力的，质帝、冲帝、少帝往往是幼年即位而且早死的，厉、灵、炀都含有否定的意思，哀、思也不是好词，但还有点同情的意味，如果末帝、献帝、顺帝，那就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嘲笑了。另外孙权是个特例，他的谥号是大帝，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汉倡导以孝治天下，所有皇帝的谥号都有个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一直到孝献。汉献帝是他死去之后曹魏给他加的谥号，他做皇帝的时候没有这个叫法。

按照周礼，天子七庙，也就是天子也只敬七代祖先，但有庙号就一代一代都保留着，没有庙号的，到了一定时间就“亲尽宜毁”，不再保留他的庙，而是把他的神主附在别的庙里。庙号就是祖宗的称呼，一般祖的档次比宗更高些。起初，有庙号的皇帝不多，例如两汉，刘邦是高祖，刘秀是世祖，别的就没什么庙号了。这个祖，和欧洲尊某皇帝为大帝一样，一定要有特殊的功绩才行，一般往往都是开国皇帝。但也有滥封的，曹魏时，曹操是太祖武皇帝，曹丕是世祖文皇帝，曹睿活着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自称烈祖明皇帝，很被后世嘲笑。

一般庙号叫高祖或太祖都是开国皇帝，如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元太祖铁木真、明太祖朱元璋、清太祖努尔哈赤，叫世祖的往往是完成统一的，如世祖忽必烈、清世祖福临，刘秀也是靠自己重新建立一个王朝的，所以也是世祖，朱棣和他们差不多，所以叫成祖，另外玄烨被叫做圣祖，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谥号是对死去的帝王、大臣、贵族按其生平事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周礼》说：“小丧赐谥。”小丧，指死后一段时间。《逸周书·谥法解》：“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谥法制度有两个要点，一是谥号要符合死者的为人，二是谥号在死后由别人评定并授予。君主的谥号由礼官确定，由即位皇帝宣布。

李承乾的谥号原本是应该等到李贤继位之后，再行宣布的，但是眼下刚刚经历了一场政变，皇帝和太子都不在了，朝局已经乱成了一团，自然也就顾不那么许多了。

杜睿见一众大臣为了一个谥号，庙号争得面红耳赤，不禁有些不耐烦，最后还是他一言而绝，将李承乾的谥号定为“大圣大弘孝皇帝”，庙号“高宗”，这个谥号和庙号原本都是属于李治的，杜睿只是将谥号最前面“天皇”两个字拿掉了，按照李承乾的功绩，绝对要比历史上的李治强，虽然这般谥法，有些过了，但是群臣最终还是全票通过。

接着杜睿便在太极殿，李承乾的棺椁前宣读了遗诏，李贤在灵前继位，杜睿顺便宣布了年号，从明年开始称“洪武”元年。

从这个年号当中，一众大臣就不难猜到，杜睿这个辅政大臣要做什么了，太宗，高宗两代君王的梦想都是将这个世界都纳入大唐的版图，结果历经数十年都没能实现，或许这个愿望有可能在洪武年达成了。

解决了这些事，接下来的七天停灵，七天之后发丧，李承乾的遗体也将被移入早就建好的茂陵，在那里继续看顾他留下的庞大帝国，以及他的后辈儿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