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为富不仁者这般手段，自然激发起了澳洲土人的反抗，为了生存，那些土人纷纷纠集在了一处，起义，反抗的事件不断，严重动摇了大唐在澳洲道的统治。

土人的凶性被激发了出来，那些富人所需的劳动力自然就少了，可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肯有所收敛，土人不好抓捕，这些人自然就打起了同样来自大唐移民的注意，一些破产的移民，被迫卖身给了他们，供他们奴役。

要说忍耐力，唐人相对于土人更是要差的很多，繁重的劳役，惨无人道的剥削，压榨，让那些贫苦的唐人移民迅速生出了反抗的念头，紧跟着到来的，又是一阵更大规模的起义，甚至有的起义部队还与当地的土人联合在了一处，如今已经占据了澳洲大陆的南部地区。

为富不仁！为富不仁！

历来农民起义都是因为那些为富不仁者压榨太过，百姓忍无可忍之下，才不得不发起反抗，致使王朝动荡，社稷失统。

杜睿自问已经对得起天下任何人了，给了他们生存的机会，发财的机会，开疆拓土，让他们的生活更好，可是那些人还是不满足。

当初杜睿建议太宗皇帝，开放域外的矿禁，为的就是转移内部矛盾，可是那些人却丝毫不体谅他的苦心，只顾着发财，以至于都失去了人性。

听来人说起那些被抓捕的澳洲土人的悲惨遭遇，杜睿听着都毛骨悚然，为了震慑奴隶，那些矿主居然用处了凌迟，扒皮等手段，甚至对待同族，手段更为狠辣，他们还是人吗？

杜睿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有多高尚，为了能让大唐始终站在世界的顶峰，杜睿知道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异族的鲜血，和无尽的杀戮。

可是杜睿终究还是有底线的，当初他远航到达澳洲，虽然也动用过杀戮的手段，但更多的还是圈禁，划出了一块土地，让那些土人生存，相比较于前世历史上开拓澳洲的英国人，杜睿称得上仁慈了，可是他仁慈，那些为富不仁的混账东西，却将他的仁慈给泼上了一层墨汁，让杜睿的仁慈，现在看起来更像是虚伪。

杜睿原本以为历史上那些率先开拓澳洲大陆的西方人就够无耻，卑劣，贪婪了，特别是随着英国人重新发现澳大利亚并将此地作为犯人的流放地后，澳大利亚土著原始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土著传统的社会制度的衰亡和风俗习惯的消失。最令人发指的是英国人对土著人的大规模屠杀。根据后来的澳大利亚人口调查，土著居民人数已从18世纪末的三十万，下降到七万人。其中纯血种仅为四万人。

西方殖民者对土著人的驱赶和大肆残杀的行为一直持续到19世纪30年代。野蛮的殖民统治在土著人的心理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由此在土著人与白人之间产生了很深的矛盾。比如，1815年，统治者马克·奎尔建立了一所土著人的寄宿学校，教授土著孩子知识并让他们信仰基督教。马克希望这种方式能消除种族冲突并造就土著人的人才，但结果是，土著孩子的读写能力提高了，但没有人皈依基督教，所有的学生又从学校回到了自己的部落，学校也不复存在。

土著人和白人矛盾的结果是，政府开始认识到必须“保护”土著人。所谓的“保护”就是不再进行驱赶和屠杀，政府允许土著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但是，不允许土著人讲自己的语言，而必须说英语，让他们丢失他们自己的文化。这就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对土著人采取的同化政策。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被偷走的一代”。白人统治者为了从根本上同化土著人，采取强迫、威胁和施加压力的方式，将土著儿童从他们的父母身边带走，把他们送到白人家中或专门的由白人建立的培训机构，将他们培养长大，这期间不允许他们的父母看他们，也不让他们回家，使他们脱离自己的社区和文化，彻底融入主流社会。

比如在新南威尔士，任何一个车站的管理人员或警察只要认为他们的行为有利于土著儿童的成长，就可以将土著儿童从他们父母的身边带走。这些被带走的孩子在整个澳大利亚数以万计，到底有多少被偷走的孩子，无法统计，许多儿童长大后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澳大利亚政府对土著人实施的这种民族同化政策是对土著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基本权利的侵犯，在土著人心中烙下了深深仇恨的印记。

“被偷走的一代”从心底里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回家，但我们不能重回我们的儿童时代。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母亲、父亲、姐妹、弟兄及我们社区的怀抱，但是没有他们爱和关怀的日子已经过去了20、30、40年，他们永远无法从与我们分离的悲伤中得到解脱。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自己土著人的家，但这不能消除我们被偷走给我们心灵、思想、身体所带来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