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一个封建社会制度之下，任何人都知道农业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体产业，是国家的命脉。“民以食为天”这句话，也正是反映了这种思想。

封建统治政局稳定时，农业发展，人口增长，农民辛勤的劳动创造了“四海无闲田”的农业盛况。政局动荡时，农民的生活在奢侈荒淫的统治者的残酷压榨之下日渐贫困，种粮也好，养蚕也罢，即使是种花的花农，在封建时代也几乎无一例外的受到剥削，即使他们所生活在的是一个盛世当中。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制度之中，重农抑商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统治者认为，发展工商业不如经营土地使生活有保障，还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治国主张。

虽然杜睿变法，提高了商人的地位，可是他也很清楚，一个制度的建立，并不是那么好改变的，“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中国传承了数千年的时间，小农经济的模式更是根深蒂固，想要一下子将大唐这个庞大的帝国拉入资本主义时代，领先世界一大步，根本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只不过杜睿的心中也有隐忧，盖因小农经济是大唐的经济基础，而在大唐，农民占整个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而农业是很脆弱的，特别是自然灾害，战争发生时。

但是现在就极力改变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纵观历史，每一个统治者也都重视农业，为了使农民生活有保障，极力满足农民简单的生产生活需要，这样自然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农民过的好，国家才有财政收入，有兵役，徭役的充足人员。

可以说重视农业是古代中国封建王朝的立国之本，如汉朝“文景之治”，清初“康乾盛世”都极其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工程，轻徭薄赋。农民问题得到解决，国家才能富强。

可是千百年来，华夏民族农民的问题就没有过得到解决的时候，无论是所谓的黑暗的旧社会，还是新社会，都是如此，利益，只有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言论上的重农抑商，未必会导致实际的效果。而在华夏传统思想中还有一条“不与民争利”，令一些人感到头疼的地方也正在于此，按照一些人通常的观点，比如在汉代反对盐铁官营的儒士，他们明显是鼓吹让私人的商业生产活动有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那么应该算作重商一派，但偏偏这些儒士又口口声声的农本商末，口口声声的缩小商业的作用。

然而实施情况却是他们一边在极力的反对国与民争利，另一方面却也在经商，将大把的财富装入自己的口袋，却不愿意为国家缴纳赋税。

而竭力鼓吹商业重要性，认为商业活动本身就创造财富的汉代名臣桑弘羊，却又偏偏竭力要推行商业国有化的政策，竭力要加强对私人商业活动的管理和控制。

这种理论和政策的矛盾，似乎无法调和。这导致许多后世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本身也似乎出现了精神分裂。他们在抨击中国重农轻商的传统的时候，不得不把反对桑弘羊的那些儒士的农本商末的言论拿过来做靶子，破口大骂，猛烈批判，以此作为中国落后停滞之根深蒂固的心理传统文化渊源的根据，然而一旦涉及到实际的政策层面，他们却又不得不站到他们刚才还在批判大骂，视为保守和落后的儒士贤良文学的一边，对桑弘羊执行的政策口诛笔伐竭力声讨起来。

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评价问题，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上，重农主义获得的评价较高，而对重商主义的好评却并不多。

就拿西方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的祖宗英国的亚当·斯密而论，他的思想明显受到重农主义的影响更大，甚至他的经济学说的哲学基础“自然秩序”论，都和重农学派一脉相传。在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第四篇“论证经济学体系”，分析评价各种经济学说和政策主张的时候，“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指责是严厉而有力的，因为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斯密信仰自然秩序和主张自由放任方面与重农主义有相同之处”，因此书中对重农主义的批评较为婉转。

再回过头来看汉代时期盐铁论中反映的重农与重商思想，可以发现和西方孕育出来的资本主义崛起时期的重农重商思想却是存在惊人的相似。

比如作为重商代表人物的桑弘羊，他的思想基础和西方的重商主义一样，都是高度重视商业的作用，把商业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甚至把经商致富和富国当作一回事情：“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和西方的重商主义一样，桑弘羊也是高度重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从榷、均输、平准到改革币值，告缗等无一不体现其对经济控制干预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