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子从谏年幼继位﹐军中推立大将田兴﹐田兴表示服从中央﹐遵守法令﹐申报户籍﹐请朝廷任命管内地方官﹐送从谏入京。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中出现了一个突破口。
淮西自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所杀后﹐吴少诚又杀陈仙奇﹐仍然割据自雄﹐继位的是另一个淮西大将吴少阳。九年﹐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在对淮西镇的处置上﹐朝中大臣分为主战、主抚两派。
宪宗主战﹐征集邻道军队围攻淮西。淄青、成德两镇暗中支持淮西﹐派人焚烧河阴转运仓﹐刺杀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企图阻止朝廷进攻﹐但宪宗没有动摇﹐以裴度为相﹐坚持平叛。
这是藩镇势力和唐朝中央的一次大决战。由于平叛军队中有不少将领迁延观望﹐作战不力﹐战争拖了四年。宰相裴度亲临前线督师﹐十二年十月﹐唐邓节度使李愬雪夜袭克蔡州﹐擒吴元济﹐取得最后胜利。
次年宪宗又发兵攻淄青﹐十四年二月﹐淄青将刘悟杀节度使李师道降唐。于是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相继自请离镇入朝﹐朝廷另委节度使﹐长期割据的局面似乎都解决了。
尽管唐宪宗派兵平定了藩镇割据，但根子却并没有除掉，许多藩镇趁平定一些民变之机，扩大势力范围。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十月，冬天一个雪夜里，唐邓节度使李愬率领九千士兵雪夜袭克蔡州，生擒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元和十四年，平定了淄青李师道。沧景、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中央，唐朝曾出现短暂的中兴局面，全国表面上维持统一，是为“元和中兴”。
然而宪宗伐叛所创下的新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长期战争﹐中央府库的积蓄已经枯竭﹐宪宗晚年任用聚敛之臣﹐遭到百姓怨恨﹔新的统一局面﹐也使大臣们思想麻痹。
在元和十五年，唐宪宗被宦官毒死，唐穆宗即位后主张“销兵”，销兵虽可以节省财政开支﹐但被裁的士卒无可靠生计﹐却是一个乱源。再加上任用官吏过于庸碌，直接导致长庆元年卢龙发生兵变，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河朔三镇”复叛。
新的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力主旧制。朝廷命裴度统兵讨伐﹐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布出兵助讨成德﹐但将士不肯出力﹐要求田布行河朔故事﹐后田布自杀。朝廷也因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状，经此﹐唐朝中央再也没有恢复河北的打算。不过此时藩镇多少有所收敛，成德镇节度使王元逵“岁时贡献如职”。黄巢军入长安，唐僖宗逃至成都，王元逵之孙王景崇率兵勤王，“供输相踵”，王鎔“献马牛戎械万计”。
“河朔三镇”复叛，让刚刚缓过了一口气的大唐王朝再次面临窘境，即使在唐朝尚能控制的区域内﹐也新出现一些较弱的割据者﹐如徐州大将王智兴逐节度使崔群﹐自领军务﹐朝廷即授以节镇。泽潞节度使刘悟擅囚监军使刘承偕﹐朝廷无可奈何﹐宣布流放刘承偕﹐刘悟才将其释放。后来刘悟子孙三代据有泽潞。在割据藩镇控制的地区﹐经常发生牙将逐帅的事件，这是藩镇割据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是权力下移的象征。
到唐僖宗以后，社会矛盾激化，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唐朝中央徵集各镇士兵围剿，并委任都统、副都统为统帅﹐实际上指挥并不统一。许多节镇利用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全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如杨行密、董昌、钱鏐等，伺机扩充自己的势力。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攻破长安，唐朝中央政权瓦解。
黄巢叛将朱温投降唐朝朝廷，并且平定黄巢军，得到了唐僖宗的信任，朱温做了节度使，势力范围远远超过当时控制范围最大的藩镇李克用。藩镇立即转入互相兼并的战争。到了唐昭宗时，朱温还把朝政大权牢牢的控制住了。
这时在全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有的原是唐朝的节度使﹔有的则是自己形成一个武装集团之后﹐被唐朝授予节度使。这样﹐割据的藩镇空前增多。农民起义军失败后﹐这些藩镇立即转入互相兼并的战争中﹐数十年战争不断﹐几乎遍及全国。天佑四年﹐名义上的中央朝廷也被藩镇之一朱温夺去了﹐演变为五代十国﹐成为唐代藩镇割据的延续。直到北宋统一﹐才结束这一局面。
藩镇割据在历史上的危害有多大，杜睿知之甚明，正是因为藩镇割据，才最终导致了大唐这个空前强大王朝的最终覆灭。
藩镇割据直接造成了中央政府实际管辖地区的缩小，吐蕃、回鹘、西夏等少数民族相继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吐蕃甚至与中原汉族政权发生过对立冲突，使得陇西一带丧失大半。淮西久为吴元济所据，是以“蔡人有老死不闻天子恩宥者，故坚为贼用”。唐宪宗初年宰相李吉甫上《元和国计簿》中，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造成税户比天宝年间减少四分之三，对唐朝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郑白渠在秦汉时共溉田45000顷，唐代宗大历年间仍可达6000余顷，然而到宋初仅灌2000顷。方回《瀛奎律髓》称：“想天宝，至德以至大历之乱，不忍读也。”
而藩镇之内，征兵重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自陕以西，民力伤残，人不聊生”。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秦汉六朝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则方镇兵变比比而是。盖藩帅既不守臣节，毋怪乎其下从而效之，逐帅、杀帅视为常事。为之帅者，既虑其变而为肘腋之患，又欲结其心以为爪牙之助，遂不敢制以威令，而徒恃厚其恩施，此骄兵之所以益横也。”
正是因为历史上有过这等惨痛的教训，杜睿才上书陈三事，主张变法，特别是对大唐现有的军制，杜睿更是痛陈利弊，得到了太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