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轨惨然一笑，道：“谋逆乃十恶不赦的大罪，纵然大帅有心要放我们父子一马，可圣上会答应吗！？该来的总会来，不去管它，莫要让大帅小看了我们父子，我刘仁轨就是对朝廷有怨言，就是动过谋逆的心思，便是被押回大理寺，我也敢这么说！”

刘浚见刘仁轨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不改那强硬的性子，也是一阵心灰意冷。

……

两父子顿时陷入了沉默之中，而就在此时，杜睿已经到了平安京。

城下，一身便装的杜睿策马而立，抬头看着高大的城墙，平安京是在原先飞鸟城的基础之上建造而成的，整座城依山傍水，异常的险要，即便是和石堡城相比，也不遑多让。

城墙上驻守的唐军将士此刻看着杜睿，心中也是矛盾，他们崇拜杜睿，可他们更是刘仁轨的心腹，刘仁轨要行大事，他们都是知道的。

这个时候，大唐的军士改革进行的还不算完善，尤其是倭州这种偏居海外的地方更是如此，一个将军统兵，久而久之，这些兵士都会逐渐变成这个将军的私兵，这种事情在唐军的队伍当中屡见不鲜，所以杜睿才要倡导变法，改革军制，在大唐的本土，除了几个要紧的位置上，其余驻守的将军，两年就要轮换一番，为的就是防止那些武将拥兵自重，避免爆发历史上开元年间的那等藩镇割据的局面。

唐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藩镇割据，在历史上，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被极大的削弱，而藩镇的实力则空前强大，形成了一种，内虚而外实的局面，甚至那些藩镇为了各自的利益，不理会中央政府，而互相争战。

当时藩镇的首脑，节度使独揽一方军政财权，职位由子弟或部将承袭，不受中央政令管辖。有唐一代，最为严重的时候，全国藩镇达四十余个，他们互相攻伐，或联合对抗中央，中央政府屡图削弱藩镇，然收效甚微，这种局面延续近两个世纪，至北宋初，随着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才正是宣告结束。

所谓藩镇，藩就是保卫，镇则是指军镇，大唐朝廷设置军镇，本为保卫自身安全，但发展结果往往形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杜睿在研究历史之中，总结过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这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和私有性所造成的固有矛盾。

藩镇真正开始发展，则是在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期，由于均田制瓦解，建立于其基础上的府兵制亦随之瓦解，开始实行募兵制，募兵制的恶性发展形成了藩镇割据。

李隆基为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设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共设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

其中特别是北方诸道权力的集中更为显著，经常以一个兼任两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就是凭借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发动叛乱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进攻，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最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各地出现不少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

这些本是军事官职，但节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之名，观察处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都团练使之号，都成为地方上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

大则节度，小则观察，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亦称方镇。方镇并非都是割据者，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方镇绝大多数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纳中央，职官任免出于朝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