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本的历史上，大唐草创之处，因为前隋就是在农民起义中覆灭的缘故，给太宗父子都敲响了警钟。太宗还就此说出了那句名言“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大唐初年，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魏征积极进谏。太宗起初对魏征的直谏尚有抵触，扬言要杀他，后来他悟出这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便越来越能够接受魏征的建议，并且付诸实施。

太宗登基之后，开始一段时间较有作为，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因为他常以隋朝的暴政为戒，不敢过分使用民力。他曾说：“朕每临朝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

太宗也确实做到了节私欲，明赏罚，听取下级的劝谏，被后人誉为“从谏如流”的君主。可是，到了贞观中期，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加上对外战争年年胜利，边防日益巩固，国威远扬，在一片文治武功的欢呼声中，太宗渐渐骄奢起来，忘记了“以民为本”，特别是渐渐忘记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开始大修庙宇宫殿，四处游玩，劳民伤财。先下令修了飞仙宫，后来又诏令修建老君庙、宣尼庙，二月巡游洛阳宫，六月巡游明德宫，十月猎于洛阳苑，十一月又巡游怀州，狩于济源。老百姓为了服徭役，常年不能回家，导致民怨沸腾。

为此有的大臣向太宗进谏，如监察御史马周就曾在上疏中指出：“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百姓因供官徭役，道路相继，春夏秋冬，略无息时而咸有怨言”。

太宗却说：“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

现在的太宗皇帝和原本历史当中的一样，在前些年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高兴地接受下级的意见了，如贞观十一年，太宗巡游洛阳宫，泛舟积翠池，看到隋炀帝挥霍民脂民膏修建的亭台楼阁，便大发议论说：“将行幸不息，民怨不堪，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

看起来太宗似乎应该以隋为鉴了，但最后他却洋洋得意地说：“今其宫苑尽为我有。”并且照样地行幸不息起来。

又如要选拔人才，太宗收到许多有用的建议，可是没有像样的行动。魏征曾上疏说：“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

就在唐太宗越来越忘乎所以，别的大臣都噤若寒蝉的情况下，魏征却在贞观十一年的三月到七月这五个月中，连给唐太宗上了四疏。

魏征“频上四疏，以陈得失。”文章引用自然之理推及人治之理，鲜明地提出了为君的准则和操守，太宗猛醒，大为赞赏，还写了《答魏征手诏》，称赞魏征“公之所谏，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

太宗此后把此疏放置案头，以资警惕。由于魏征的积极谏言，朝堂为之一新，政令畅通，魏征因为尽忠无私心，为人正直，深得太宗的赏识。

可以说，如果没有魏征的话，太宗或许就会如同他的曾孙李隆基一般，渐渐的安于享乐，不思进取，那对大唐来说的话，无异于是一场极大的灾难。

杜睿想到此处，不禁感佩道：“大人一心为国，定当名标青史！圣上以大人为肱骨，一日不可相离！”

魏征笑着摇了摇头，道：“莫要说这些话，既然你今日来了，老夫有件事想要求你，不知你愿不愿意办！？”

杜睿忙道：“大人只管说，小侄无有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