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在这一背景下，是必然要发生的。正因为如此，均田制在北魏实施以后不久即被破坏。经过北魏末年的战乱，无主土地和荒地增多。继起的东西魏、北齐、北周、隋，施行之后又遭破坏。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直到李唐定鼎关中时，人口大减，土地荒芜，新建立起来的唐王朝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重新推行均田令，为的就是鼓励农民拓荒，刺激经济发展，而且成效显著。

但唐高宗以后，均田制又逐渐被破坏。随着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国有土地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转化为私有土地。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土地还授实际上已不能实行。德宗建中元年，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后，均田制终于瓦解。

简单说来就是，土地是一定的，但是人口却在不断的增长，再加上唐朝的赋税制度刻板教条，其基点就是人口和土地。如果人口与土地发生了变化，那么所谓的赋税就失去了征收的基础。

甚至在唐玄宗开元以后，天下的户籍一直没有更新，“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官方并无确切的数据。土地兼并之后，多丁的富户又以“宦、学、释、老”可以免除赋税。穷困者要么举迁以避税，要么依附于豪门以“部曲、客女、奴婢”身份逃税。结果是“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百姓苦不堪言，外加国家奢侈无度，兵役多有，官吏纵然苛刻征税，也免不了“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的结局。

为了扩大财政来源，李唐王朝也曾想过各种方法。肃宗、代宗与德宗间，宰相刘宴“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搉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其中，盐、铁、茶、酒专卖，曾为朝廷带来丰厚的岁入。

赵赞则试行过“税间架，算除陌”。前者为房产税：房屋以二架为一间，上间上缴钱二千，中间一千，下间五百。

后者为交易税：公私贸易，千钱者上税20，超过者依50。物物交换者，参照物之价值上税。不过，赵赞之税因为“民益愁怨”而作罢。

真正的税制改革，则有赖于德宗时的宰相杨炎，他提出了“两税法”方案。

具体措施有：第一，确立“量出制入”的征税原则，也就是说，按照财政开销的多少确立赋税的总量，然后再分派税收定额。按照今天的标准，此举措意义非凡，它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财政“量入为出”的传统，不再遵循“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财政开支惯例，而具备了现代财政预算的雏形。

第二，“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也就是说，不分户头里的主人和附庸，按照所居者统一征税，以打击依附于豪门偷逃赋税的避税行为，扩大税收基数。

第三，“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也就是改变人头税的做法，将税收的征收对象由“人口”转为“资产”。以后世的税收观念来看，此举措颇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按照税收发展史，现代税收制度的形成，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从人头税到财产税”的发展。

第四，“商贾税三十之一，与居者均役”，商人虽然没有土地，但是同样要缴纳赋税徭役。第五，税收每年分夏秋两次上缴，“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

但杨炎的两税法遭到陆贽等人的严厉批评，陆贽以为，“财之所生，必因人力”，而“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结果导致了“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的局面。

但是鉴于唐后期衰败的现实，德宗皇帝采纳了两税法，一直到唐代灭亡。杨炎大胆的改革虽然不无创新之处，但毕竟与传统的财税传统相冲突，结果是他也不得善终。

值得肯定的是，杨炎以“财产”替代“土地与人头”的税收思路，预示着封建税收向资本税收的发展方向，明清“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都得益于杨炎的两税法。

杜睿在麟德殿内畅所欲言，太宗皇帝和李承乾两父子听得也是目瞪口呆，他们虽说是这个天下最为尊贵的两个人，在某些领域也颇有建树，但总归眼界不宽，很多地方都不甚了了，现在被杜睿一说，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李家这个繁花似锦的大唐王朝，居然存在着这么多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