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前次太宗下旨发遣他回杜陵，杜睿心中没有一点儿怨恨的话，那根本就不可能，杜仲看着杜睿，也不知道该如何说才好，只能说了几句闲话，便退下了。

杜睿在府中待了三五日，每日里安康公主都要跟着李承乾过来，杜睿和李承乾说些国事，对于李承乾的一些疑问，也一一作答，一切仿佛都回到了往昔一般。

杜睿这边的日子照样过的逍遥自在，大明宫中的太宗却大不相同，长孙皇后的病好了，他悬着的一颗帝王心也总算是落了地，知道前段时间荒废了很多国事，太宗也分外自责，在长孙皇后苏醒过来的当天，他便急急忙忙的前往了承庆殿，将朝中的大臣全数招来，处理积压的国事。

一直忙了几天，这才在李承乾的提醒下，想起了杜睿的那部书，原本太宗是不怎么重视的，杜睿虽然有才华，但毕竟年岁尚小，当初知道他要治史，太宗还有心规劝，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如何能似左丘明，司马公那般做的这般大学问。

修史和作诗完全是两回事，修史一般要有大才华，大毅力的大儒才敢干，比如杜睿诗词歌赋写得再好，小说写得再怎么家喻户晓，却也难以匹敌司马迁，班固等人。

但是将《资治通鉴》普一拿在手中，太宗便惊呆了，这如何能是一个十二岁少年所写的？而且杜睿这部《资治通鉴》所采用的叙事方式第一次在编史上用了编年史，而且文字流畅、场面描写精彩，分明就是一部难得的史家绝唱。

且不提其他，单单是这部《资治通鉴》的意义，绝对称得上“鉴于往事，资于治道”这八个字。

在原本的历史上，司马光为了写《资治通鉴》，在洛阳的十五年，几乎耗尽全部心血。在完书后他曾上表皇上说：“臣现在骨瘦如柴，老眼昏花，牙齿也没几颗了，而且神经衰弱，刚刚做过的事情，转过身就忘记。臣的精力全都耗费在这部书里了！”

司马光为编书经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到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几次催促，他才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上面没有一个草书，全是一丝不苟的楷书。

书成之后，仅在洛阳存放的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此书著述意义己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

后世清代学者王鸣成就曾说过：“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通鉴》已和《史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使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通鉴学”，新中国伟大的领袖就看了十七遍。

《资治通鉴》写成以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他在洛阳居住了十五年，天下人都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宰相，老百姓都尊称他为司马相公，而司马君实这个名字，更是妇孺皆知。神宗逝世时，司马光赴丧，卫士望见他，都说：“这就是司马相公。”他所到之处，百姓夹道欢迎，以至于马都不能前行，老百姓都对司马光说：“您不要返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救百姓吧。”

前世杜睿每当看到这段历史，都要为之深深叹息，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一代人中龙凤，也都怀着救国救民之心，为什么他们就不能相互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协商呢？正因为他们把党争推到一个最高峰，也导致了北宋最后灭亡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杜睿虽没有本事全部记住《资治通鉴》，但是其中大致还能记住，他为了力求神韵，也写得很慢，前后改了八稿。从十岁时开始誊抄，耗时六年才将这部书著成。

也许杜睿现在的真实才华还赶不上司马光，可有他这本书为范本，加上这些年文言笔力大增，这篇《资治通鉴》并不比原本逊色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