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汝愚也出列，道：“陛下，以微臣之意，绝非不赞同北伐，只是兵征之事，极为耗费钱粮，为了应付金军南侵，今年的春秋两税己消耗一空，陛下的内库也拔出数百万贯钱，如今国库之中，己无余额，朝廷又那来钱财供应北伐，若是国库充足，臣亦是全力支持立刻北伐。”

其实赵汝愚的话正说到了赵忱的心里，他不是不想举行北伐，而且也知道，现在确实是一个北伐的大好时机，但赵汝愚说的也没有错，为抵抗金军的这次南侵，大宋也确实花费了不少钱财，连赵忱的内库也花去了一半的铜钱。现在国库加上内库，能用的钱财加起来也不足一千万贯，这样一批钱财，根本不足以支付一场全面的北伐战争，如果只是进行一场小规模的北伐，在边境夺几座城回来，那还不如索性再等二三年，国库充足之后再说。

因此赵忱道：“韩卿，如果举行北伐，这北伐之钱又从何而来呢？韩卿，你考虑过这一点吗？”

韩彦直道：“回禀陛下，臣想过。”

“哦！”赵忱到觉得有些意外，道：“韩卿可有办法筹钱吗？”

韩彦直忽然跪倒在大殿上，以头杵地，道：“臣知陛下以仁义为重，以民为本，然为了北伐大计，请陛下下旨，重新征收总经制钱。”

韩彦直这言一出，满殿哗然，赵汝愚看着韩彦直，忍不住道：“韩相，你这是……这是……”

所谓总经制钱，就是经制钱和总制钱的合称，属于宋朝的杂税范围。经制钱始于宣和四年（1122年），为经制江淮荆浙福建七路诸司财计陈遘所创。靖康初年（1126年）废，又在建炎三年（1129年）恢复，而总制钱是于绍兴五年（1135），孟庾提领措置财用，称总制司时所创。这两种杂税就是在固定税收中再增加税额，所谓辗转取积于细微之间，但种类繁多，因此数额十分巨大。目地在于以助军费。一直沿用到孝宗时代，成为大宋财政收入的重要部份，直到赵忱继位，大宋复国之后才取消。

当然韩彦直的意思并不是说要朝廷真正从开总经制钱，实际就是让朝廷额外加设税收，筹措用于北伐的费用。

其实征收税务，在大宋来说，实在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历代的皇帝在这方面都不手软，因此大宋的杂税种类繁多，而且名目各异，仅在绍兴年间就有不下十余种杂税。增加一二项杂税名目，实在算不了什么。但自从赵忱为帝以来，就一直非常注意休养生息，减轻民间的负担，大宋刚刚复国就削减了许多杂税。后来大宋釆用亩税法之后，将税赋徭役全都计入田产之中，除去少数几项杂税之外，其他的杂税都全部取消了。

赵忱受人称道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力主恢复，对金国态度强硬，也在于他能确实做到减轻百姓的负担，轻役减税。因此赵忱被称为仁义为重，以民为本，也算是恰如其份。但现在韩彦直让他突然加税，虽然是为了北伐这个崇高的目标，但一下子也转不过这个弯来。

就连支持韩彦直的王炎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毕竟劝皇帝增加税赋，无论是为了什么目标，对大臣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毕竟在大宋的历史上，蔡京、秦桧之游，都曾巧立名目，任意增加税赋。

范成大走出一步，正要出言反对加税，这时韩彦直又道：“陛下，臣亦知道，重新征收总经制钱必会有损朝廷仁爱之名，有违陛下爱民之心，因此重开总经制钱之后，更请陛下治臣之罪，贬出京师，只愿朝廷北伐大计，不受阻碍，臣虽万死，亦无悔矣。”

听了韩彦直的话之后，范成大又退了回去，因为韩彦直的话说的很明白了，为了北伐的大计，他愿意一个人承担加税的恶名，为朝廷背这个黑锅。

赵忱自然也明白韩彦直的意思，沉吟了片刻，才道：“重新征收总经制钱一事关糸重大，不可轻易决议，众卿光则退下，容后再议。”

回到后宫，赵忱心里一直挂记着这样事情，因此也茶饭赖咽，坐在睿德殿里发呆。他当然知道，打仗是要用钱的，而按韩彦直的办法，重新征收总经制钱也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但这样一来，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宽仁淳厚、勤政爱民的好名声就会大受影响，虽然说自己不会因此就和宋徽宗这样的昏庸皇帝相提并论，但毕竟是留下了一个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