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汝愚和韩彦直互相看了一眼，显然也认为杨炎所说的这样安排布置，也不是没有道理。

杨炎又道：“其实征战之事，本无定法，任何季节都是可以出兵征战的，西夏的冬季寒冷，但金国的冬季更冷，如果我大宋的军队连这一点寒冷都克服不了，那么日后还怎么北伐中原，金国可不会只有春夏秋三季与我大宋交战。”

其他几位大臣听了，也都没有话说了。

赵忱点点头，道：“好，出兵的日期就这样定下来了，不用再讨论，诸卿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这时叶颙道：“按驸马所说，任得敬现在虽然依附我大宋，但他到底还是西夏之臣，如今我大宋欲灭西夏，任得敬岂能无动于衷，万一他与西夏国君李仁孝重新和好，趁我大军西征之时，突然袭击我军，岂不是危之致吗？”

杨炎道：“叶大人对此太过多虑了，经过上次议和之后，西夏国内满朝尽知任得敬与我大宋勾结，因此任得敬与李仁孝以是势如水火，断无和好的可能，他也只能依附大宋，才能与李仁孝相抗衡，至少在我大宋灭夏之后，还能保全任氏一族的平安与富贵，然而一但脱离大宋，任氏一族在西夏绝无立足之地，任得敬也是聪明人，应该会看得出这一点来。因此他绝不可能背叛大宋。”

叶颙又道：“就算任得敬与李仁孝无法再和好，那么焉知任得敬不会另有用心吗？比如趁我军与西夏拼个两败俱伤，然后他再坐收渔人之利，或者趁机攻占西夏，戓者借故废除李仁孝，另立一个傀儡为西夏之主，好把持西夏大权。到头来我大宋岂不是为了他人作嫁衣吗？”

杨炎点点头，道：“叶大人的这层担心确实有道理，但如今任得敬己失信于夏人，不容于西夏国中，想要坐收渔人之利，万不可能，而且只要我们自己掌控得力，也绝不会给任得敬这样的机会。”

这时周葵又道：“陛下，当年徽宗皇帝也曾与女真人结盟伐辽，然而灭辽之后，女真更背盟弃约，始有靖康之难，臣听说蒙古人之凶悍，不亚于当年的女真，常言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与蒙古结盟，只怕会重蹈当年与女真结盟的覆辙，因此还请陛下三思。”

杨炎听了，也暗暗叹了一口气，他当然知道，靖康之难的发生，归根到底还是宋徽宗自己无能才导致的，与联金灭辽的策略并无关糸。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辽国已经根本抵挡不住金国的进攻了，有没有宋军已经无关紧要，实际上在灭辽的过程中，宋军也没有起到多少作用。而辽国一但灭亡，宋金两国之间失去缓冲，除非是大宋自身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使金国没有战而胜之的把握，否则两国之间发生冲突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这层道理大多数大臣都能理解，但靖康之难给大宋带来的苦难实在太过巨大，而且又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大臣们对于宋徽宗又不能有太多的指责，因此也只有把错失都推到联金灭辽的策略上来。甴其是像周葵这样的持重老臣，自然对这次联蒙的举动充满了扰心。

不过周葵这番活是对皇帝说的，因此赵忱没有开囗，杨炎也不便马上回答。

赵忱听了之后，先是微微一怔，道：“周卿，你也未免担心太过了吧？当年靖康之难，为我大宋百年之辱，但也是因为徽宗皇帝昏庸失察，用人不明所致。试想当时大宋内用蔡京这等奸妄之臣主政，外用童贯这类竖阉之辈领军，如此用人又岂是金国的对手。而联金灭辽之议，本身却是没有错的。”

在这方面，赵忱却并没有太多的担心。虽然在一开始，杨炎提出联蒙抗金的策略时，他也曾有过一些忧虑，但经过杨炎的解释之后，也就释然了。而且赵忱本身还年轻，具有非常强烈的进取心和斗志，自从他继位以来，大宋在军事上一直都是节节胜利，这也极大的增加了赵忱的信心。同时由于赵忱是以藩王的身份继承皇位，在他心里，对宋徽宗的过失也无需像赵构那样过多掩饰，使他能更淸晰的认清靖康之难的真正原因所在，因此对于联蒙抗金，他远没别的人那么多的顾忌。

赵忱接着又道：“汉朝曾结联月氏以抗匈奴，唐朝也曾任用藩属，以敌突厥，可见与异族结盟，同抗大敌，自古以来便有之。而当今之际，我大宋仇敌仍是金国，单以我大宋一国之力，欲报先帝之仇，只怕不易，因此联蒙抗金乃是上策。何况我大宋如今国力鼎盛，兵精粮足，又有一干忠正贤良，的大臣为朕之股肱，就算灭金之后，蒙古背盟，朕也不用怕他们。因此联蒙抗金之举，不用再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