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决定发动这场战争之前，尽管中书省和枢密院通过决议，但在朝中还是遭到许多官员反对，既使是在杨炎取得了黄河一役的大捷之后，还是有不少官员认为把西夏军打退就行了，应该极时收手才好，以免发生意外，画蛇添足。甚至有一些官员大谈什么“圣人当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要皇帝能够谨守圣人之道，不动兵革，外夷便会自动来降”之类的言语。

赵忱虽然对此不予理会，一直都坚决支持杨炎作战，但确实也是承受着不小的压力，现在终于取得了圆满的胜利，心情自然十分舒畅。

这时已经进入了建兴四年（1174年），不知不觉，赵忱已经做了三年的皇帝，而且大宋复国之后，定都建康也已经过去了两年多。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赵忱推行新法，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除了四川向五路之外，其他各地的土地、挟户的清查工作都已经基本完成，查实出来的土地几乎增长了近一倍，使得朝廷的税赋来源得到了极大的增加，而农民的负担却有所减轻，国库中也有了一定的积累，可以算是国泰民安了。

现在又取得了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一时之间朝野上下对皇帝的颂扬之声不断，秦皇、汉武自然不在话下，唐宗、宋祖也亦有所不及，只把赵忱形容得如德配三皇，功高五帝一般。还给赵忱赠上了无数尊号。好在赵忱自己还保持着清醒，并没有忘乎所以，连下三道诏书，严禁各级官员给自己再上尊号，这才止住这股风潮。

而对于这一次又立下大功的杨炎，也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种还是与原来一样，认为杨炎是宗室，长期掌军对朝廷不利，还是应该免除兵权，闲置为好，而另一种则是认为，杨炎为国立下大功，应该给予嘉奖，甚至有人建议朝廷，破格启用杨炎出任枢密使。

按赵忱心里来说，他到也是希望由杨炎来出任枢密使，因为现在宰相中，只有陈俊卿一人，现任的枢密使韩彦直可以顺理成章出任宰相，正好可以给杨炎腾出位置来。不过一直没有宣布，一方面是因为赵忱也知道这个决定必然会遭到群起的反对，在没有把握之前，还是不要冒然决定。而另一方面，赵忱也想对目前的官员人选、制度进行一个大调整，在没有全盘考虑清楚之前，不想有任何举动。

其实赵忱的这个想法甴来以久，目前朝廷的官员和制度基本都是沿用孝宗时期的旧制，赵忱对此并不是很满意，但他也清楚改变官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自己刚刚继位，还没有自己可以特别信赖而又有能力的大臣，因此只能暂时还是沿用旧制。因此在梁克家和洪适受湖南路民变而罢职之后，赵忱并没有任用新的宰相和参政，就是想找个机会，彻底改革官制。

而且经过了两年多的执政，赵忱对朝中的大臣也都了解了不少，并成功的陪养出了一批有能力的年轻大臣，而且新法推行成功，和现在对西夏的重大军事胜利，也使赵忱的君位稳如磐石，可以说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成熟了。因此赵忱希望借这个时候，连同杨炎的问题，一起处理。不过事关重大，这些事情只在赵忱的头脑中，对别人都没有说起。

但在这一天朝会上，尚书左朴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俊卿向朝廷提出辞呈，请求致仕。

这一下令赵忱觉得十分意外，陈俊卿虽然年过七旬，但身体一直很好，大宋历来也不乏高龄宰相，如神宗、哲宗时代的名相文彦博，徽宗时代的权相蔡京，都是年近八旬，依然担任宰相，执掌朝政。赵忱虽然有意要调整执政大臣，却从没想过要动陈俊卿，在他的计划中，还希望陈俊卿继续出任宰相，至少两三年之后，再找人来取代。因此赵忱接到辞呈之后，立刻当殿挽留，并将辞呈退回给陈俊卿。

原来陈俊卿对推进新法，和对西夏用兵虽然并没有强烈反对，但都持有相当的保留意见。但这两年多以来，眼见对新法推行比较顺利，对西夏的用兵也取得了完美的胜利，自己所担心会出现的问题都没有发生，而且见皇帝虽然年轻，但却聪明睿智，行为果敢而又不独断专行，大胆革新而又能虚心纳谏，确实有一代明君的素质，其余大臣如韩彦直、赵汝愚、刘珙也都是忠正贤良之辈，因此也十分放心了。

而现在自己的年岁也不小了，虽然说身体还算硬朗，但每天外理繁忙的朝政，也有些力不从心之感，加上觉得和年轻人相比，自己的思想、行动也都有些跟不上了。陈俊卿并不是贪恋权位的人，因此决定辞去宰相的位置，让给年轻人去干吧。不过见皇帝出言挽留，他也不好当殿拒绝，只好收回了辞呈，但对是否再致仕，也不置可否。

按照礼仪，朝廷如果对某位大臣表示尊敬，对于他的辞呈应该是三辞三拒，因此赵忱知道，陈俊卿虽然收回了辞呈，并不表示他就不再请求致仕了。不过现在赵忱也没有什么挽留陈俊卿的好办法，只好先这么着，然后再见步看步了。

散朝之后，赵忱并没有先回皇宫，而是去了慈宁宫去向周太后请安。正好赵倩如进宫来看望周太后，他们母子姐弟三人虽然也能时常见面，但到是少有这样单独相聚的时候，因此赵忱就留在慈宁宫中用晚膳，而且也不用宫女内侍伺候，只有他们母子姐弟三人。

赵忱又问候了自己的两个小外甥的情况，然后有些歉然，道：“姐姐刚刚生育，我却派姐夫出外征战，不能在家里陪伴姐姐，连过年也不能回家，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