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炮兵营相比，战车营的组建，就有点难度了。有关战车营的组建，绝对不是徐兴夏的心血来潮。事实上，当时的明军部队，大部分精锐，都拥有自己的战车部队。特别是在辽东地区，无论是熊廷弼，还是孙承宗，又或者是袁崇焕主政，麾下部队，都拥有大量的战车。当然，这里提到的战车，和后世的坦克、装甲车之类的相比，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明朝自从建立以后，就十分重视火器的发展。朱元璋建国的时候，明军的火器就相当可观了。到明成祖朱棣的时候，明军队伍里面的火器数量，已经相当的普及。三段式的射击，早就发明了。大炮先轰，骑兵两翼插上，步兵正面突破的战术，也被明军使用得十分的娴熟。要不然，蒙古人也不会被打得一败涂地，一溃千里了。

战车，就是火器发展的产物。火器的强大火力和威慑力让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以火器的威力配合战车使用，在战场上或许会相得益彰，使二者的特长都展露无疑。于是，一些发明家开始构思一种加载大炮和火铳的新型的战车。“正统十二年，始从总兵官朱冕议，用火车备战。自是言车战者相继。”一时成为热门议题。

据《明史志68》，正统十四年，给事中李侃设计的一种这样的战车首先被采纳制造并用于边防，这种战车“用七马驾……以车载枪二十，箭六百，车首置五枪架，一人推，二人扶，一人执爨。试可，乃造。”

此战车服役于宁夏边境，因宁夏当地多沟壑，所以并未在实战中使用过。至于其他未曾被采纳而用于军中的发明更多，例如弘治十五年，“陕西总制秦纮请用只轮车，名曰全胜，长丈四尺，上下共六人，可冲敌阵。”十六年，“闲住知府范吉献先锋霹雳车。”

还有一些装甲车雏形的发明，如，“兰州守备李进请造独轮小车，上施皮屋，前用木板，画兽面，凿口，置碗口铳四，枪四，神机箭十四，树旗一。行为阵，止为营。”又如，“吏部郎中李贤请造战车，长丈五尺，高六尺四寸，四围箱板，穴孔置铳，上辟小窗，每车前后占地五步。以千辆计，四方可十六里，刍粮、器械辎重咸取给焉。”

另外一个曾经服役的战车是定襄伯郭登所创。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请仿古制为偏箱车。辕长丈三尺，阔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置铳……每车枪炮、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无事轮番推挽。外以长车二十，载大小将军铳，每方五辆，转输樵采，皆在围中。”不过考察之后结论是，“此可以守，难于攻战，命登酌行。”

郭登这种“移动城堡”式的战车后来经过改造，“前锐后方，上置七枪，为橹三层，各置九牛神弩，傍翼以卒。行载甲兵，止为营阵。”在嘉靖时终于派上了用场，“四十三年，有司奏准，京营教演兵车，共四千辆，每辆步卒五人，神枪、夹靶枪各二。”从数据来判断，这些都是轻型战车。

一些边镇将领对此类构思也颇有兴趣。成化时，大同总督余子俊甚至曾组建过这样一支“坦克”部队，“以车五百辆为一军，每辆卒十人，车隙补以鹿角。既成，而迟重不可用，时人谓之鹧鸪军”。从数据来说，这些依然是轻型战车。

隆庆年戚继光出任蓟门总兵时，曾做过骑车结合的尝试，“每营重车百五十有六，轻车加百，步兵四千，骑兵三千。十二路二千里间，车骑相兼，可御敌数万。穆宗韪之，命给造费。”这些战车就牛叉了，基本上算得上是“重型坦克”。除了张居正这样的牛人，别人都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折腾这样的战车。

万历年熊廷弼出任辽东巡抚，也“请造双轮战车，每车火炮二，翼以十卒，皆持火枪。”这里面提到的火炮，其实都是虎蹲炮。虎蹲炮的威力，前面已经提过，基本上就是吓唬吓唬敌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杀伤效果。因此，这些战车的杀伤力，的确很有限。

这些发明虽有不错的构思，但基本上都过于笨重，行动不便，只适用于防守，大都毫无机动性和灵活性可言，很难适应变化无常的战场。天启年还有过强化了机动性的钢轮车、小冲车等设计，均未曾经历过实战检验。“自正统以来，言车战者如此，然未尝一当敌。”

尽管如此，明代对于新型战车的构思热，并不是一种复古倒退。明代的对手多为来去如风的游牧骑兵，当时的大炮很笨重，火枪需要填充火药，效率也很低，将火器与战车结合，确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构想。当然，总体来说，都是从防御的角度出发的。

徐兴夏需要的，暂时也是防御性的战车。他倒是想弄几种进攻性的战车，一声令下，就横扫大漠，将鞑靼人全部都灭掉。只可惜，这样的想法，根本不现实。战车的使用，是需要火枪、火炮以及大量骑兵的配合的，单独出击，只有悲剧。

其实，这些前辈的尝试，还是很有效果的。最起码，他现在就有现成的图纸，可以根据图纸直接仿制。比如说，偏厢车就是一种简单的战车。在偏厢车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善的设计，然后装备一个战车营，是完全有可能的。

为什么说明军设计的这么多战车，实用性都不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火器，的确无法有效的阻挡游牧民族骑兵的突击。明军普遍使用的滑膛枪，射程只有五十米左右，还不如游牧民族的弓箭。在这么短的距离上，游牧民族骑兵一个冲锋，就能杀到战车的前面来。双方一旦近距离肉搏，战车就失去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