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仍在迷惑之中，前方西夏人与宋人僵持很久了，运送粮草颇为正常。他们虽注意了乡兵这一建制，因为待遇比较差，又鼓励半兵半农，再加上一些不好的将领不重视乡兵，仍让他们参加了一些劳役，再者宋朝本身各种民兵军队，比宋朝的政治更混乱，因此没有太注意。甚至为了迷惑，十几天前，宋朝还在大肆讲银行监扩股一事。拖得久了，不过西北在战争，那有钱来扩股。这么做，主要还是防止契丹的。

随着这支军队离开，郑朗也要离开京城。

四月到来，重臣们于都堂参加都堂会，也是郑朗最后一次的都堂会。有可能他告老还乡后，宋朝政府还会向他询问国策，但不可能到都堂来与大臣们讲了。

大臣们坐下来，赵顼宣旨，让郑朗担任陕西河湟二路宣抚经略使。

到了这时候，图穷匕现。

知道真相的大佬一个个静默不言，但更多的人不知道真相，甚至与老百姓、契丹西夏人一样，认为宋朝是想捞好处，吞并河西四州，不会想到宋朝想的是吞灭整个西夏。

甚至还有人私下里奇怪，郑朗说辞去相位，为什么一年过去了，未辞去相位呢？

这道任命宣布，一起会意。

担任知制浩的王安礼说道：“陛下，太过忧民。”

因为熙宁改革，郑朗做了部分妥协，矛盾没有史上的严重，改革本身是由郑朗带头发起的，王安礼虽用了，但没有史上突出。

“和甫，王韶说用兵过多，郭逵说兵力要多，否则会成李信之败也，章楶没有表态，并且兵者，不是越多越好，史上以少胜多的战役很多很多，而且兵力越多，对主帅的指挥能力要求越严格，故韩信对汉高祖说，你只能率十万兵，而我则是多多益善。但我心中多有考虑，西夏人狡猾，反反复复，李继迁未起势之前，太宗陛下派五路伐李，兵不可谓不多也，将不可谓不勇也，然而我朝无功而返。仁宗时伐夏，有狄青四大名将在世，史称唐明皇晚年穷兵黜武，但那时一年兵费仅是一千五百万缗，庆历之战却花费了近两亿兵费，等于是唐明皇晚年十几年的兵费，以至民间盗贼四起，可仍不得功，仅自保互有胜负尔。因此，我赞同了郭逵意见。”

两人不是讲能不能伐夏，而是说兵力多所带来的浪费。

章楶从凉州反馈来消息，说计达近五万蕃兵回鹘兵要求参战。这使得伐夏实际兵力就达到了六十万人，许多粮草物资是送到了前方，但非是前线，在渭州、原州、泾州、延州、麟州。从这几州府将粮草运到前线，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甚至深入到西夏后，道路更长，又没有很好的水路运输，只能一车车地慢慢推到前线军营里。

就是将十一万河北乡兵当成民夫，还是不足的，还得要从陕西征来二十万以上的民夫，才能保持粮食不能耽搁。因此实际参战的就达到了八十多万人，是史上最大的兵力调动。这么多人与马，一天所消耗的粮草最少就达到两万多石，而想灭西夏，没有四五个月时间是根本办不到，前线粮草消耗可能就要四百万石。

不仅是粮草，还有武器、帐蓬、车辆、牲畜、工具，兵士吃的喝的，因此前线需要四百万石粮草，后方就得供给四千万石粮食。这只是伐夏时所需的粮草，河西走廊打到现在，再加上其他数路的僵持，将兵士一起调到前线，粮草就得运到前线，伐夏后，宋朝还得要安抚百姓，以及驻军，还得要奸灭部分的反抗部族，还得要粮草。

仅是粮草一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么多粮草不是产在陕西本土的，而是从两荆两江两浙两淮与河北京东，从百姓手中一担担地挑到官府，再从官府一步步运到京城，再从京城运到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