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没有战争，也有水利，道路，赈灾等费用支出，还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开支，以后宋朝每年正常开支不可能低于一亿三千万了。若是有大灾，或者大型战役，能花多少钱，只有天知道。

还有呢，至今未南郊祭，不可能不举办南郊大祭，一次费用就会达到两千多万。

数年裁减官吏，差官数量下降到一万八千几百人，职官数量也锐减了六分之一。不过已经四年未荫补了，一旦荫补，一次就会增加两千多名职官，费用又会激增。

但去年收入同样达到一个惊人数字。

郑朗说的非是正道，指的就是猛增的商税。其他的未增加多少，真正增加的只有两税，有一百多万，其他各项要么增要么减，几乎持平，总共增加也不过两百多万。

这是不敛民的表现。

还有坊场钱，得到七百万余缗，河东酒务得钱九百余万缗，然而商税在举报制的督促下，仅是八个月，激增了一千五百万余万缗！这一激增，几乎使去年收入达到两亿一千一百余万！并且激增的是商税与酒务拍卖，以钱帛为主，含金量更高。化成了缗钱，去年一年收入也足足超出两亿缗！这才使去年偿还欠负近七千万缗后，仍然盈余了近九百万，用来准备库存金银的原因。

然而不能公布！

苛征商税来的争议稍稍平息，四路大肆清查隐田风波还没有平息下来，国家收入激增到这等地步，并且主要是苛征商税激增的，那么一波未平息，一波又要兴起。不能公布的还有库存金银的事，银行监因为欠负，似乎遥遥无期，这些年得到大量金银，不仅是倭国，平安监那边带来各色金属的同时，也带来许多金银。金银的官方价格未动，实际民间价格开始下调，以至平安监许多契股主动将金银交出来，让朝廷用来铸币。一旦银行监增股消息传出，必须准备一亿多缗实钱，当作交子的保障金，金银价格又会上扬。如果利用得当，暗中进行兑换，或者直接从平安监那边截留，朝廷就可以变相地节约好几百万缗钱帛。相反，成本可能会增加。

手段不正常，收入也不正常。

首先河东酒务，明年不但没有了，而且十年内每年会减少四五十万缗的收入。

坊场钱也会随之减少，两年来坊场钱得到一千多万，可坊场有很多是三年十年，平均起来一年仅有四百余万，还不及史上元丰六百万。相反规模更大，不仅坊场让出来更多，许多坑矿也让了出来。但考虑到才开始实施，让出来的坊场坑矿皆是朝廷盈利不佳的，明知是小吏因素导致，但究竟如何，商人心中没有底气，因此在史上元丰初朝廷也仅得一百余万。长久实施后，坊场钱会更多，但明年必然锐减。

最后就是商税，今年的商税是休想了，五十年内有可能都休想了，就是恢复前年水准，因为税率下调，也未必可知。

但已经很不错了，赵顼兴奋地说道：“持之正则正，郑公，可知陈舜俞奏乎？”

逃税者不但有士大夫，还有许多有势力的大商人，仁宗晚年大臣陈舜俞为此刻意呈上一奏，就曾指出这种情况，富商大贾，水有方舟，陆有结驷，千里间行，不由有司者多矣，此所谓征民不征商也。吴蜀万里，关征相望，富商大贾，先期遣人怀金钱以赂津吏，大舸重载，通行无苦。也就是真正能征到商税的仅是些无权无势的中小商人，民。甚至直接指名道姓，说萧山丝绸商人郑昊，积计不税者几万端。也就是最少漏税十万缗以上。因为这个奏折，郑家被盯上了，此次举报，郑家也中枪，赵顼刻意派人暗查，然后公开审理，罚款数额达到二十多万，差一点让郑家家破。

“陛下，民是陛下的民，商也是陛下的民，士大夫更是陛下的民，一个政策若长久有效的落实，必须所有民都认为是好的……”郑朗委婉地劝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