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共五大专营，盐酒专营所获颇丰，郑朗不敢动。香专营实际朝廷很有可能仅得其中的四五分之一，甚至不足。不过因其贵重，所用官吏少，人力成本不高，获利也还是十分可观，一年能为朝廷带来两三百缗利润，郑朗没有动。矾专营不同。

矾专营自唐朝开始实施，但唐朝与宋朝不同，第一个就是人力成本，第二个就是买钞制度造成大户的垄断，对朝廷利益的侵夺。

矾产地有河东河北淮南江东两浙江南西路等地，虽不及茶叶零散，也很零散，想专营必须派出大量官吏经营，人力成本比唐朝高昂，这还不算，还有买钞制与买扑制度，豪强大户一步步侵袭，造成利润下降。低的时候一年仅得几万缗，高的时候也不过三十几万缗，正常在十五万缗到二十万缗。也就是说除了使那些豪强们越来越富外，朝廷几乎每年抛去人力成本外，全部在亏损。不但如此，有一项专营，必须分心去管理，冗了政，还使各个矾匠户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第三条便是让矾实施通商法，若出现垄断高价现象，让发运司通报，于江东矾场采购，平衡矾价。

实执通商法对朝廷有百利无一害，不专营了，就可以征商税，商税不会象茶叶那么巨大，但能征几万是几万，总比亏本，又不得民心要好得多。同时减少官吏，简化政务。关健，关健是得益的豪们怎么办？

这是第三条，还有第四条，是从王安石坊场河渡钱演变过来的。

宋朝有许多坊场，实际皆是可以盈利的，然而因为小吏贪苛，中饱私囊，没有向朝廷交多少钱，相反的，上污朝廷收入，下苛低层的差役衙前，以至衙前破产逃亡，公私困敝。

因此王安石拿出自唐朝出现的实封投状制，也就是于闹市处招榜，限两月召人承买，民愿自买，听自立价，然后投入匦中，两个月后用钥匙打开铜匦，视其价高者得之。

实际就是承包制，郑朗很早就运用了，不过不是郑朗的灵感，后世太多太多，但在这时代还是比较超前。也就是朝廷仍保留着这些坊场的所有权，但经营权让给承包者。

后又扩大到了酒务。不是所有地方酒务效益皆是良好的，若是效益不大，再加上官吏贪墨，这些酒务就会出现亏损情况，但实际若经营得当，这些酒务利润仍然很可观。王安石久在地方，又用心观察，看到这一点。后来又对一些收益不大好的酒务实行实封投状法，将酒务的生产权、经营权与销售权通过拍卖的方式，拍卖给百姓经营。朝廷节约大量官吏，又安全地得到一笔钱帛，而且不要分心过问这些酒务与坊场的收益情况。

最后又扩大到了河渡，因为河渡每年需要大量渡夫，或者厢兵，担任来往客渡摆渡的船夫，还要管理船舶损耗维修，实际在这一块，朝廷仍然亏本经营。于是王安石将全国坊场河渡两万六千多处全部放开，拍卖给民间经营。熙宁九年得三百八十多万贯石匹道两，支一百七十余万贯石匹道两，净收入两百一十几万。八年后元丰七年，全国坊场河渡收入六百余万，支出一百七十四万，净收入近四百三十万。若将以前的亏损计算上，一进一出之即，能达到七八百万之巨。

最主要的实施后，简化了政事。

郑朗一一做了采纳，还增加了一条，那就是坑矿。各个坑矿也有类似的情况，实施了三七分制，但执行不是这样执行的，工匠说我只采了一百斤铜，小吏说你漏报，不止，是三百斤。工匠破产了，就是实施了三七分轻敛制度，工匠们也不得不逃亡，于是坑矿报废，实际这些坑矿仍然有开采价值。因此将诸多坑矿也甄别出来，一些效率不好的，或者因小吏苛剥导致匠户逃亡的，一一进行拍卖。

买户交了钱后，以后小吏们，你们也不要来过问了，俺采一万斤，你们只能乖乖地看着眼馋。

这一条没有前两条争议大，但会让一些小吏减少贪墨机会，多少导致一些怨言。

三条变法实施下去，最少裁减五百名以上的正式官员，四五千名小吏，近八万名衙前差役，十几万户匠户役户脱离苦海。朝廷不但政务轻松，甩开一个又一个沉重的包袱，还得从亏损当中解脱出来，每年至少得到五百万贯的收益。若包括坑矿，一进一出，那不是五百万，一千万也有可能。二十几万户百姓人家从差役力役中解脱出来，恢复了人身自由，重新投入到生产当中，也是一项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