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吴充对经营不是很善长，统计时又耽搁了一些时日，直到今天，吴充才带着小吏将它们一一统计罗列成册。

先是两税，治平时仅有三千余万，特别是河北一度仅征收上来三成两税，也未必惠了民，惠的多是豪强。前年两税达到四千一百余万，去年上涨到四千五百余万，也很正常，仅是查出来的隐田就达到一百多万缗。隐田出来，两税必然增加。增加得不多，某种意义上说，税征的比前年会轻些。

郑朗却蹙起眉头，若按照田亩算，即便五千万，两税也未多征，可中间有一个重要因素，轻者是谁？百姓未轻，轻的依然是那些少数人。四千五百万出来，也未必是惠了民。

接着是专营，两千九百余万。商税，一千九百余万，新商税导致商税激增，还未严格执行，否则还能翻上两番。但就是这个商税，导致了许多人反对。

第四部分收入达到三千八百多万，这部分就是郑朗带给宋朝的惊喜。虽有原来的各司各监收入，主要来源还是郑朗推出的几大监。吴充逐条汇报，一个是平安监的收入，郑家庄在试验一些开采与冶炼的新技术，逐一动用到诸坑矿上，加上裁减了一些不必要的官吏，使得平安监去年收益增加了一百多万缗。不少了，几乎可以保住向契丹与西夏的岁贡。还有银行监勉强偿还了河工欠负，节余的六百多万缗分红。

第五部分收益八百万余，但不大好说，中间并没有计算各种差役与兵役，以及官吏的成本，第六部分收益七百余万，这部分休想计算清楚，统计上来的只有这么多。

总计收入是一亿五千三百余万，比前年增加了两千多万。

已隐隐接近嘉祐时收入的高峰期。若将郑朗所带来的种种收入，包括各监与南方、增加的商税，实际收入只有一亿一千余万，也不算敛民。

接下来就是支出，喜忧参半，不包括裁兵费用，去年秋后才开始裁兵，因此各种支出仍到达一亿四千多万，比前年少了近两千多万，若没有裁兵费用，已经开始节余。

但……但接下来的出支情况又让大家忧上心头，裁兵安置以及过程中用去五千多万缗费用，效果是很惊人的，除了少数厢兵编入乡兵中，一共裁去二十多万禁厢军，各种乡兵弓箭手若包括那十六万名义勇共达到近六十万人。是好事，却因裁兵，仅去年秋后到元旦时就用去四千万缗钱帛。

财政仍在亏空，亏空仍达到近三千万。

有效果，可天下欠负，包括提支（对有能力的百姓提前征以后数年的税务）在内，真正达到三亿出头，若包括以前挪前各库积余渐渐奔四。

赵顼看着郑朗问：“郑卿，国家亏空越来越重，可有良策？”

“启禀陛下，臣一人之力肯定不能将这个亏空纳上，群策群力也。”郑朗平静答道。

实际他心中有数，解决之道无非一节二开，节流是重中之重，就算去年改制裁去大批官员，官员仍然冗杂，并且还养活着大量冗官，不过两广扩大，也注定官员费用恢复到皇祐时候那是不可能了，只能看改制后政令变得通畅，能不能通过节约不必要的浮费，将这部分增加官员的薪酬节余下来。冗兵此次裁得狠，大约年底会见效。还有空间，比如增加费用更省的乡兵数量，进一步裁减禁兵，但这个郑朗也不大敢说。地方掌控重兵那是宋朝君臣最忌惮的事。要么进一步载减相关的弓箭手与壮丁义勇之类，将他们释放出来，全身心投入到生产当中。宗室费用的增加，也渐渐成了宋朝时弊。要么就是减少大户与豪强逃避各种地税与商税。进一步地明确各个职务所在，实行伪责任制，减少浪费，这个浪费不仅是国家其他开支的浪费，也有官员的费用，比如昂贵的出差费，或者军费，例如粮食运到西北巨大的损耗。余者就是开源，这个开源不是王安石那种开源，甚至不是自己所推出来的诸监，而是出台一些政策，鼓励工商业发展，增加商税比例，故商税乃是重中之重。

但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