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王安石与司马光联手上了一篇札子，讲南郊祭天礼。

南效祭天礼创自秦始皇，皇帝必须亲自参加的大祭礼，不过秦朝短祚，没能很好执行，汉武帝捡了过去，说是三年一祭，也未能很好地执行，到了东汉，再次荒废。三国南北朝更不用说了，唐朝直到唐玄宗这才恢复过来。宋朝宋太祖时只执行了四次，宋太宗执行了五次。宋真宗五次南郊，一次东郊。宋仁宗时九次南郊，实际是十五次。

中间有区别，狭义的南郊祭天大礼仅指冬至南郊大礼，广义的包括冬至圜丘南郊大礼、季秋吉辛日明堂大礼、正月圜丘祈谷大礼三大类，若包括后两者，宋真宗基本执行了三年一次大礼，宋仁宗则是不止。

两人进谏非是阻止频繁的南郊祭天大礼，阻止的乃是大礼之外的东西。

祭天大礼，并南郊拜明堂，还有就是抚民，何谓抚民，宽赋役，大赦，赏赐，慰贫苦。一祭上苍祖宗，二抚民以表心诚爱民。可这个抚民越来越变了味道。第一个就是大赦，因为南郊祭成了规矩与制度，往往一些穷恶极恶之徒，犯了事后逃匿，等到南郊祭来临投案自首，前面还没有判决，后面大赦下来就赦免了，因此这少数人越来越危害乡里。第一谏就是谏改大赦为小赦，轻罪者赦免，一些屡犯与一些大罪者不得赦，以免破坏国家治安，使官吏奔波疲命。

第二个就是慰贫苦，但钱帛到了官吏手中，层层克扣，天知道慰了多少贫苦，当然，二人也没有提议将这些钱帛交给慈善会主持，毕竟有瓜田李下之嫌。民间的还是民间的，朝廷不去干涉它。慰贫苦是必须的，不用临时抱佛脚，即便上天有灵，也未必领这个情份。于其临时抱佛脚，不如平时多执行一些善政。

宽赋役也是如此。

第三就是赏赐，这是重中之重，包括对兵士的赏赐，荫补，赏赐官员官爵等等。

原本是仁民之举，然而花费越来越大，宋太宗时一次郊丘，仅赏缗钱五百余万，真宗时增加到七百余万，到仁宗时仅是一次明堂礼就花费一千两百余万，这个一千两百余万还不包括额外的钱帛柴炭米粮赏赐，与加官进爵的。实际一次郊祭带来的无形浪费能达到两千多万缗。

它已经不是仁政，而是劳民伤财的庆典了。

其次，三年一次南郊祭，二人不敢说改成五年，可是朝廷制度已经规订，在冗官未解决之前，五年一次荫补，这个冲突怎么解决？

二人博学多才，引据论典，但如何减少这个浪费，使它成为真正的仁政，因为牵连太多，只提出来，未提出解决方案。想成为仁政简单，减少赏赐，往哪里减？减兵士的，兵士十有八九会哗变，减官员的，马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但已经足矣。

这篇札子出来，就会有人反思。

郑朗只对司马光说了一句话，你与介甫商议商议。

听着王安石宣读札子，看了一眼王安石，又看了一眼司马光，赞许地额首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