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原因还是大牲畜太少。

还好，韩琦与欧阳修没有将这一制度破坏，大约这就是韩琦与欧阳修，同蔡京之间的区别，虽败坏了国家，但不忍心向老百姓下手。不过若是治平发展五年十年下来，为了解决财政危机，两人会怎么做呢？又不大好说。

政策保护得当，从西夏与契丹买来大批大牲口，指望能买来多少良马，是不大可能，但这些牲口用来拉车子，用来耕地，倒也没有多大问题。还是北方，现在北方大牲畜日益增加，满足不了所有拉货物与耕地的需要，但最少满足了四分之三，欠缺已经不多。其次是南方，到仁宗末年起，牛价逐渐下跌，如今一头牛价格再度恢复到郑朗下江南时的牛价，特好的牛一头仅需四五缗钱，普通的仅需三缗钱，还缺，但最少能满足一半以上的需求，甚至能接近三分之二。

这是指牲畜的数量，带来的好处马上也可以看到。随着政令畅通，虽今年仍出现灾害，京城的米价一度跌破一斗六十文钱。江南谷价一度跌破一石三百文钱。一旦大量百姓从繁重的差役解脱出来，从事农业生产，粮价还会下降。

粮价便宜，百姓有的吃，国家就会平稳，兼并土地利润不多，兼并势头也会下降。

王珪额首，他也是一个保守派，多少对郑朗变法带来的骚动，有些反感，但不得不承认，郑朗乃是一等一的良吏。

郑朗又看着欧阳修说：“欧阳永叔，还记得我们为新商税的辨论？”

实际是争执。

郑朗为了有更多的人参与监督，提出一个条款，就是那条鼓励举报的奖罚制度。欧阳修写奏折，弹劾郑朗学习武则天，鼓励家奴诬蔑主人，导致天下纷纷。

朝会上郑朗没有与欧阳修争执，弄不好就成了廷辨，如今火拼欧阳修不值得，不是舍不得地位，还有一大摊事务没有解决呢。然后在都堂与欧阳修争论。

郑朗先说唐朝，唐朝重武轻文，由是一度疆域蔓延到高丽半岛大部分地区，东北最北的所在乃是鬼夷（堪察加半岛部族，曾派使者随唐高宗去泰山封禅，表示臣服，当然这个真不能当真），北到小海以北（贝加尔湖），西到河中大部，波斯（最远曾到伊拉克东部），南边包括大理，交趾全部。但宋朝能不能学习呢？

欧阳修说多数地区羁縻而己，不得利而伤民力财力。

郑朗又说也对，要那么大疆域做什么，不能完全统治，虚名虽佳，却未得实利，反而伤中原民力财力。但就是如此，葱岭以西唐朝大多数时候能控制吧，交趾全部控制住了吧，辽东沿海地区到汉水以北能控制住了吧？至少不是一个小小的党项人，就能威胁的。

这也是事实，比武功，宋朝能与唐朝相比吗？

郑朗又说，这是我朝之短，但我朝之长，乃是重内治，百姓富弼安宁，这个百姓非是士大夫，而是指天下所有百姓。因为重视百姓，所以取消部曲制，取消人口贩卖制度，在唐朝能讲以奴告主，在我朝，什么人能称为奴隶，难道陈执中家小婢死了，是应当打死的？为何官员纷纷弹劾陈执中？中庸之道，非是仅是平衡调控之道，还是包容之道，宽容之道。若是我有心，为何不从源头以张、件、个、支为单位计算，出售时必须持两处以张、件、个、支为单位的税单一道给客户，那么谁敢再逃税？

对普通商品那是不行的，比如粮食，难道真的一斤去称，或一粒粒去数，但对奢侈品却可以做到，就象茶叶，非是后世的炒茶，现在有炒茶，与后世炒茶相差不大了，但人不喜欢吃，皆是茶饼，茶饼就可以用张为单位，具体到每一单位，再标准货物的色泽、形状、大小，对客人出售，必须持具体的税单一道出售，想逃税更难。虽官吏会感到烦琐，商税却可能因此会增加一半以上，这肯定是值得的。

赵顼很奇怪地问了一句，为何？